一个人很难与政治“无涉”
上世纪20年代末，陶希圣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四年内印了八版。在书中，陶希圣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残存着封建势力的商业资本社会。这些封建势力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进步，也是中国农民的痛苦根源。这与唯物史观论者提出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或者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相抵触，陶与彭述之、瞿秋白、郭沫若等人产生了激烈争论，这就是“中国社会史论战”。
陶希圣夫人万冰如曾说，陶希圣一生的最爱就是办刊物、开书店。1929年他在上海与友人开办新生命书局，1931年在北大任教期间创办半月刊《食货》。这本杂志聚集了何兹全、鞠清远等学人，两年半时间里，前后出版了61期。陶一人写了全部345篇论文中的36篇。陶希圣对社会史的研究有很多独到见解，“食货派”也因此在史学界影响卓著。1971年，《食货》在台北复刊，到1988年8月停刊，杨联、全汉升、劳干、沈刚伯以及许多后来成名的后辈学者，都是《食货》的作者。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陶的《食货》可谓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一笔。
从陶的自述中可以看出，1937年之前，陶是一个有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当时是民国相对安定的时期，但是，各种政治思潮仍然弥漫于大学校园。陶是国民党人，近胡适，因此免不了与激进教授大打笔仗。此后，陶希圣卷入政治漩涡，直至70岁以后才专心从事著述。但是，在担任蒋介石幕僚的几十年里，陶希圣并未停止学术研究，除了复刊《食货》，他还出版了《中国社会史》、《中国法制之社会史的考察》、《清代州县衙门刑事审判制度及程序》等著作。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鲜有人与政治完全无涉。另一方面，因为身处社会转型期，儒家思想中的“修齐治平”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时的知识分子。陶希圣80岁时，对自己的一生做了评判，“人自称为讲学者，我志在求学。人自命为从政者，我志在论政。”如果说，胡适自命为国民党的“诤友”，有“帮闲者”的嫌疑，那么陶希圣则是国民党中的“骨干”，可算是“帮忙者”。细观民国期间的知识分子不难发现，在政治对于社会生活影响过于巨大的情况下，他们很难作为一个超越政治纷争的个体而独自存在。更多时候，他们被逼在两难的情境中做出艰难的选择。罗隆基、储安平如此，胡适、陶希圣同样如此。
赴台以后，陶希圣继续在国民党内担任文职高官，直到退休。根据其子陶恒生的回忆，陶晚年常感慨自己一向无从政之大志，却身处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经过巨大风浪，做出“翻江倒海”之事。回顾前尘，连自己都不敢相信。陶的个案似乎可以说明，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并没有清醒的自觉。他们的很多选择，往往是在时势的裹挟下做出的本能反应，其后随着惯性随波逐流。相对而言，雷震先生是一个极大的例外：当他意识到自己所追随的政党与自己当初所追求的民主、自由目标渐行渐远的时候，他毅然抛弃自己的政治身份，回归自己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角色，以《自由中国》为平台，猛烈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如果说，陶事后难以接受自己过往的从政经历，那么，他在几十年时间里对于自己的人生显然缺乏反思。
《潮流与点滴》
陶希圣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