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知识分子失去了描述一个国家的能力
除了写书，就是读书，我的生命差不多就在书里面。
我欣赏自由知识分子的写作模式。什么叫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就是要承担叙述这个国家的职责。从明朝灭亡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能力来整体地描述一个国家。之前的《史记》、《资治通鉴》，司马迁他们写得都是非常从容的。但明朝灭亡以后，只有顾炎武的写作很有天下的感觉。在他之后，所有人都变成小学家，做考据去了。等到五四运动，胡适他们起来了。但是因为那是动荡的和战争的时期，人们没有办法静下来写一本书。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好书像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都是学生们课堂笔记记下来的讲义，包括胡适写的《中国哲学史（上卷）》都没有时间来写下卷。但他们已经有意识要整体描述这个国家、一段历史。不过他们之后，这种意识又慢慢淡了。
我不喜欢和人打交道，不会做管理也厌烦做管理，所以只能写作。上大学新闻的课不多，我就天天上图书馆。我读书是沿着书架一排排读过去，刚开始时也分不清什么书好什么书坏，就统统读，一本挨一本地读，后来看得多了慢慢地学会了分辨，坏书翻两下就知道，好书则慢慢读，摘抄、做读书笔记。
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对我的影响很深。葛兆光是这样的，他一个一个模块地做，从禅宗、道教、儒家学说这样的小块说起，然后再慢慢地整合中国思想史。我后来写书也是这样，《非常营销》写一个企业怎么样发展起来，《大败局》是一个个的企业，《温州悬念》写区域经济，再到《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用宏大叙事的方式来描述一个国家的商业进程。可以说，我的写作走向是受葛兆光先生影响的。
毕业后因为职业原因，慢慢开始看商业方面的书。比如泰德罗的《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不厚，我看了很多遍。还有当代西方作家，获诺贝尔奖的克鲁格曼的作品《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这些书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文字好。其实商业本身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复杂。真理都很简单，关键是怎样表达。他们的作品思路清晰、文脉通顺、通俗易懂。另一方面，也是给我触动很深的，因为这些人都是自由知识分子，我很喜欢他们的价值观。
我在看这些国外的商业书时，就在想，我们这一代人知识结构更加全球化，我们有互联网，有足够的时间，而且在一些领域尤其是商业领域，其实我们的话语空间非常大，我们可以自由地评论和判断。那么，我就要重新把知识分子这个传统捡回来，用我们的逻辑来描述国家的进步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