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它仍然介入我们的生活
这种情形，显示出当今北京话剧舞台的基本格局。一组关于2008年话剧市场的数字颇能说明一些问题——据媒体报道，这一年，北京排演小剧场话剧148部，演出近2000场；而大剧场全年演出不过300场，大约80个剧目。
上述数字中，国有院团所占比重如何，并没有具体数字被披露，但实际上，人们心里很清楚，其所占比重应该很小。近年来，国有院团的创作一直在走下坡路，创造力日渐薄弱，原创作品很少，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虽然国有院团占据着绝大部分公共资源，但每年都只有很少的几部作品面世，与其地位很不匹配。2008年，国家话剧院推出4个原创作品，即《明》、《天朝1900》、《霸王歌行》和表现汶川大地震的《坚守》，今年据说只有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创作的新戏《这是最后的斗争》（暂名），另有一部小剧场话剧《灵魂之夜》，还不知是否为原创作品。北京人艺2008年创作了以抗震救灾为内容的话剧《生·活》，还上演了邹静之的新戏《莲花》，此外只有复排老戏或引进外国戏。今年新年伊始，有万方的《关系》上演，据说，上半年还将推出著名剧作家郭启宏的历史题材新戏《至交》，另外，刘恒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创作的新戏也已列入计划。
但也仅此而已。如果仅仅依靠国有院团，可以肯定，人们每年能够看到的话剧将非常有限。而上述那一串统计数据又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很显然，当下的话剧舞台，已经不再由国有院团唱主角，而是近年新兴的民间剧社在唱主角。考虑到这个新因素，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再抱怨话剧原创作品的稀少了，因为，几乎所有的民间剧社都在演出自己的原创作品。他们不像国有院团那样拥有多年的积累，但是却显示出来自民间的旺盛的创作热情和创作实力。
当下，民间剧社是戏剧中最活跃、最具有革命性的力量。他们总是在自己的创造中用一种新方式观察、认识这个世界，并表达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新看法。这种离经叛道的艺术冲动，人们在孟京辉和牟森等人的经历中看到过，也在张广天的戏剧中看到过。之前，人们习惯于把这样的戏剧叫作“实验戏剧”或“先锋戏剧”，现在看来，这样称呼新一代戏剧人的创作也许并不准确。如果说孟京辉直到《恋爱的犀牛》才意识到观众对于戏剧是如何重要，才认真思考观众与戏剧的关系，那么，迫于现实的压力，眼下民间剧社的年轻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观众的趣味，知道观众来剧场想看什么，他们的精神负担最少，也少了大话和说教。他们是快乐的，他们的戏剧也充满了快乐的旋律。这究竟是好是坏是祸是福，现在还很难说。但是，他们的许多作品确实体现了这样的特点，甚至生活中的痛苦也用了快乐的方式来表现，这固然不是因为他们达观，而是他们的记忆中删除了历史和社会这两个维度与自身的联系，变成了一种单纯的游戏和盲目的快乐。
自然，民间剧社雨后春笋般的生长以及新一代戏剧人及其作品的大量涌现，就目前来看，主要还是数量上的，这种数量优势，不仅繁荣活跃了话剧演出市场，甚至创造了一种新的戏剧形态，培养了新一代观众群体——这一代青年白领中有一大批这种新戏剧的拥护者。
眼下正在国家大剧院进行10周年巡演的《恋爱的犀牛》，就是这种新戏剧的开先河之作。这种新戏剧，专注于个人的快乐和痛苦，很少探寻其中所蕴涵的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就题材而言，更多地表现青年男女之间的恋情。即使是被重新讲述的历史故事，也多选择这方面的内容。其戏剧形态，更多地表现为“综艺”性质，即朗诵加吟唱式，人们可以从《恋爱的犀牛》中发现这种形态最初的样子。他们扬弃了传统的戏剧性，戏剧矛盾、戏剧冲突、戏剧场面、戏剧结构，叙事的起承转合——所有这些我们通过曹禺、老舍、田汉、郭沫若所认识的“话剧的标志”，都变得模糊起来，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这种新戏剧，往往从游戏性入手，以个人的或集体的“独白”加朗诵代替角色之间的对话，再穿插一些由情绪和场景构成的诗意的片段，目前话剧舞台上相当多的作品都采取这样的表达方式。人物性格或对话，曾经是戏剧矛盾、戏剧冲突得以发展的动力，现在则让位于戏剧人主动的安排，或者根本就没有个性化的人物，人物在此间常常只是个表现性的符号。所以有人批评这种新戏剧，认为它根本就不是话剧。
是话剧也好，不是话剧也好，总之，它在当前话剧舞台上唱的是主角，是观众消费的主流，而且呈现出良好的上升势头。《操场》的上演应该是个重要标志。如果说，在此之前，民间剧社中多为社会上热爱戏剧的年轻人，那么，随着《操场》的上演，刘恒、邹静之以及万方这样一些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著名作家、剧作家也开始加入到民间剧社的队伍中来了。他们的加入，使得民间剧社有可能获得更高的评价和期待。至于，未来的话剧将演变为怎样的一种形态，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它，话剧，仍然介入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