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雷”词怎不见农民工代表抢话筒
卢光霖曾因“地铁家属免票是为反恐”而一语成名。此次，他又大放“雷”词，把自己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读报时我发现，许多媒体的评论文章或读者来信，都把批驳甚至谴责的矛头对准卢光霖，一些评论的火药味很浓，时不时就有“强势”、“弱势”、集团利益以及穷人的话语权等关键词蹦出来。
其实在我看来，两会上的发言再激烈、火药味再浓，都很正常，也实在应该成为一种常态。道理很简单，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透。何况，代表委员也好，普罗大众也罢，参与热门社会话题的讨论或PK，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而且前者更是履行一种法定职责——即便某个代表委员的发言，明显带有为某个集团利益代言的色彩，那也无妨。
问题是，当强势的卢氏们能潇洒自如地借助自己的特殊身份大放“雷”词，另一个相对方——弱势群体的代言者，此时此刻又在干吗？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鼓励和倡导的那样，为民请命，敢于抢话筒，敢于把群众心声大声说出来呢？我们知道，去年曾经从农民工群体中，选举产生了3名全国人大代表，其中广东就有一位与总理直接对话而成为明星代表的胡小燕。难道明星代表在人大会议上发言，参政议政也有啥顾虑吗？谁又会限制她发言呢？
笔者无缘参加地方两会，但从去年关于胡小燕遭遇的窘境（每天要接上千个农民工求助电话，只能被迫关机）的报道中，从她透过媒体所作的“我不是农民工的救世主，我只是个普通的打工妹！”这番对农民工质疑的回应中，多少能够一窥胡小燕作为农民工代表的诸多难言苦衷。
比如，尽管从成为全国人大代表那一刻起，她就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了，可她该干的活儿还得干，她以代表身份履行职务产生的电话费还得自己掏。《代表法》中明确规定的“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至今仍然停留在无法操作的层面。所有这些，都让弱势群体的意见无法得到真正表达，其权利也就不能得到伸张。
于是，我们就可能见到这样一种严重失衡的场面：来自政府、企业，作为强势群体利益的代言者们，每每神采奕奕，大放“雷”词；而作为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胡小燕们，偏安会场一隅，仅仅以“符号”的象征性意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