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痛苦转型
春节后，广东省劳动部门推出“南粤春暖行动”，打算召开万场免费农民工专场招聘会，帮助500万人次农民工就业，首场招聘会现场被求职者挤得水泄不通。
本报记者 林洁摄
广州火车站广场上的农民工。
本报记者 林洁摄
2月10日，正月十六，东莞市长安镇长途汽车站。一场小型的招聘会在这里举行。26岁的雷英芳背着包，在展位前搜寻了一圈，显出失望的表情。自正月初九从老家陕西渭南到深圳，她和丈夫已经跑了数十家工厂和招聘会。
“工作好找吗？”电视台记者注意到了雷英芳和拖着行李箱的丈夫。
“不好找，哪里都不招人。到这边一个星期了，一份工没找到，身上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说着说着，雷英芳眼泪夺眶而出。
当天一大早，她和丈夫从深圳龙华登上长途巴士，准备到东莞石碣镇投靠老乡。哪知被长途巴士当作“猪仔”扔在了离长安镇好几公里的公路旁。夫妻俩又累又饿，背着包，拖着行李箱，步行至长途汽车站。面对摄像机镜头，她再也无法掩饰心中的委屈，嚎啕大哭。
2007年底，当时还在一家生产电脑配件的工厂做普工的雷英芳回老家结婚，在家里待了一年。再次回来，珠三角已变得让她有点陌生。“怎么也没想到，今年的工作会那么难找。”雷英芳说。
2008年初秋，各方态度尚比较乐观，认为应无大碍。然而自去年十月份开始，在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沿海，由外部导入的危机开始全面蔓延。一时间，诸多企业被曝资金链断裂，某某老板“跑路”了、企业减产裁员的消息不绝于耳。
三个月过去了，2009年春节过后，珠三角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珠三角进行了深入调查。
打工家庭感受珠三角阵痛
2月6日，正月十二。春节期间侵袭珠三角的寒潮刚刚过去。广州火车站门前的广场上，到处是肩挑背扛、行色匆匆的旅客。还有很多人散坐在广场上，等待回乡或者进入珠三角腹地。
31岁的罗小华和妻子黄小宁、女儿、妻妹，围坐着几个行李箱。他拨开一个煮鸡蛋，权当午饭。罗小华1998年第一次出门到广东，先是在家具厂打工，2001年后一直在东莞的五金厂工作，做有一定技术要求的模具师。在珠三角打工十多年，罗小华头一次被迫在春节后反向而行，返回老家。
“订单少了，工厂效益不好，裁员，没办法待下去了。”罗小华说。他所在的五金厂属于一家港资企业，下面有三家分厂，员工最多时近1500人。罗小华所在的分厂主做模具，员工多时大约近150人，经过春节前的裁员已只剩下不超过100人。
罗小华的劳动合同至2009年1月20日到期，没想到1月15日就接到通知说不再续签。“老板分头通知的，隔一两天裁几个。老板太不讲情义了，说开就开掉。”罗小华在这家工厂工作了四年，拥有八年行业从业经验。
“听说也有工友愿意接受降薪留下来的，但多数人都不愿意，一年挣得比一年少，物价又这么高，怎么活？”罗小华看了看依偎在怀里吃零食的女儿。
无奈之下，罗小华决定带着3岁的女儿回老家。26岁的黄小宁前来送丈夫和女儿。她在东莞市长安镇一家叫景新（化名）的电子企业工作，在生产部做报表。她告诉记者，以前天天加班，月收入能到近2500元。去年10月份以后就没有加班了，月收入骤降至1500元左右。一家三口，连房租、水电、吃饭带孩子上幼儿园，一个月花费大约2000多元，压力骤然加大。而以前情况好的时候，每月能存2000多元。
23岁的黄小凤安静地坐在地上，听姐姐姐夫述说，眼神里满是迷茫。她刚从老家——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县那龙镇——来到东莞。之前她在阳东县城一家酒店做服务员，月收入七八百元。“去年老板答应加工资，下半年突然生意不好，不加了。收入太低，想出来换个环境。”她说。
“想找份什么样的工作呢？”记者问。
“不知道。只要比原来收入高一点就行了。”黄小凤回答。
“如果实在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会回家种地吗？”
“回去？做工找不到岗位，种地也不会，也吃不了那个苦了。我现在只能在城里生活。”黄小凤说。
“她什么都不会，工资可能高不到哪里去，估计也就是1000元左右。”黄小宁提前给妹妹打预防针。出站口处，不断有人流涌出来，扛着大包小包赶往旁边的长途汽车站。他们要么是节后返回原来的工厂，要么是进入珠三角腹地寻找新工作。罗小华漠然看着眼前的人流，轻轻叹了口气。
从“民工荒”到“民工过剩”
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外部需求大幅萎缩，对外向型经济依赖严重的珠三角，影响年前已然明显。数千万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2月7日，星期六。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举行了节后第一场新闻发布会。
一大早，境内外媒体记者即等候在发布会现场。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新闻发言人张祥注意到，除了广东本省媒体外，还有来自北京、香港甚至安徽、广西的媒体记者。
数十年来，广西、安徽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每年有数千万农民工外出务工，极大缓解了本省的就业压力，为当地汇回了巨额财富。各路媒体记者渴望了解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究竟对珠三角影响有多大，农民工失业严重到什么程度，劳动部门如何应对严峻的就业压力。
五年前，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民工荒”爆发后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举行的第一场发布会，当年情景仍历历在目。谁也未料到，去年年末短短几个月时间，即由“民工荒”急转直下至“民工过剩”。
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甘文传用一组数据表明了节后严峻的就业形势：今年春节后将有970万外省农民工南下广东，其中260万左右的人没有明确的就业岗位，远远超过往年同期数字。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广东省第一季度就业需求预测只有190万人，供过于求，缺口巨大。上述求职人群尚未包括今年毕业的大学生。
甘文传表示，260万人中，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新入粤的农民工，大约120万人，占总数的比例为46％左右；另一部分是节前辞工返乡农民工、受金融海啸影响失业的农民工，节后需要重新寻找工作，约140万人，占总数的比例达54％。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节后对395户企业的用工需求调查显示，约两成的企业有减员倾向，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企业；裁减职位5000个左右，占调查企业职工总数的2．1％；六成企业春节后有招工意愿，比去年减少一成；有招工意愿的企业招工需求较去年同期下降，新增用工需求较去年同期减少过半。
“我们调查的企业里，有招聘计划的企业，都属于零散补员性质，还没有发现成批量新招员工的。”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主任张宝颖说。
对外省农民工来说，还有一个需要重视的消息。甘文传表示，广东省今年还有72万经过培训、有技能的本省新增劳动力，以及从广东农村转移出来的120万劳动力，这必将对外省劳动力产生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这部分新增劳动力加大了对外省农民工、尤其是普通工人岗位的替代率。
就业压力还在不断加剧。事实上，广东省劳动部门有关负责人也承认，外省农民工入粤数据仍在不断刷新当中。
当天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组织的一场大型招聘会上，张宝颖注意到了一个有别于以往的现象。往年制造业是广州市用工需求的老大，占总需求的比例达40％，但今年制造业用工需求占比下滑一半还多，比例仅为18％。销售、贸易、会展等传统服务业用工需求占总需求的比例，则明显上升至24％，取代了制造业的老大位置。
制造业萎缩冲击服务业
2月8日，广州至东莞虎门镇的大巴上，零零散散10多个乘客。常年往返此间的巴士司机告诉记者，往年这个时候，满车全是人，都是节后返回东莞的外来工。
在去年秋季之前来到珠三角，行走在各镇之间，尤其是夜间，能让你震撼地感受到什么叫做“世界工厂”。如蜘蛛网般的各级道路上，货车川流不息，道路两旁是密密麻麻的工厂，灯光亮如白昼，机器声轰鸣。那些厂房里面，成千上万的工人正在加班赶订单。
如今车行长安镇，进入那些密集的工业园区。随处可见厂房顶上悬挂着“招租”、“转租转兑”的横幅。这些厂房，大多属于长安镇下属的长安集团，或各社区集体所有。
以电子、塑胶、五金模具闻名的长安镇，地处珠江口伶仃洋，东与深圳相接，西与服装纺织闻名的虎门镇相邻。拥有户籍人口3．8万多人、外来务工人员100多万的长安镇，经济综合实力在东莞市32个镇区中排名第一。作为最早发展起来的东莞镇区之一，长安以出口加工贸易等外向型工业为主，是珠三角经济生态的典型缩影。
连接镇中心与周边工业园区的振安路两边，不时能看到一些高达数十层、尚未封顶的高楼，还有一些封顶后正在外装修。“这些楼基本都是前年规划立项、去年开始盖的，由社区集体或者个人投资，用于写字楼出租和商住。现在很多投资者都处于两难境地，往下盖吧，估计租售不出去，不盖吧，巨额投资肯定收不回来。”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说。
2月10日下午15时许，长安镇霄边第二工业园区。已经是正月十六，但工业园区里寂静无声，人气冷清，偶尔能看到几个找工作的农民工匆忙走过。借着温暖的午后阳光，肖永路和两个合伙人，加上园区保安凑成了一桌麻将。他身后是一栋名为“永洁”的宿舍楼。
2008年四五月间，肖永路从江西九江永修县梅棠镇出来，和两个老乡一起投资27万元，承包了这栋七层的宿舍楼，简单装修，通水通电，做起了包租中介。一楼出租给商户做底商，上面六层出租给在工厂工作的农民工。
肖永路告诉记者，大小79间房，现在已经空出了40多间，一个月只能收上来1万来元租金。而他每个月要向业主交纳2．45万元的包租费，每个月净亏1万多元。
“永洁”和园区里的另外9栋楼，产权属于长安集团下属的长安经发物业投资有限公司。去年肖永路一咬牙，拿出多年的积蓄，又从信用社贷款8万元，跟同村人一起合租了这栋楼。一直到10月份，生意都不错，平均每天能租出去70间房屋，每个月净挣七八千元。按照当时的情况，肖永路两三年就能收回投资。没想到10月份开始，不断有人退租，高峰时每天退租五六户，当月即出现亏损。
看着租户呼啦啦往外搬，肖永路心慌不已，却没有任何办法。春节期间，肖永路特意回了趟老家，借了笔钱还上信用社的到期贷款。“还上到期贷款，又从信用社借了一笔，交这边的包租费。没办法，现在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了。”
一旁观战的袁进祥来自江西抚州乐安县麦坑村，去年6月份他从肖永路手里承包了两个档口，一个档口做电话超市，一个档口经营百货，每个月租金4800元。连设施投入带租金、押金，袁进祥投入了18万元，一直到10月份，每个月都赚钱。
“那时候楼上住满了人，一到上下班的时候，人来人往。小小的电话超市里塞进了21个电话亭，一个月光话费就打1万多元，现在电话超市一个月话费骤降至700多元，“你看差别有多大！”袁进祥的妻子专门找来一月份电话局的收费发票。
记者看到，宿舍楼之间的空地上本有四张免费提供给工人的台球桌。长时间没人玩，上面落满了厚厚一层灰。台球桌中间撑起了晾衣架。
麦坑村最初有10来个人在外面打工攒钱，承包这种档口开设百货店和小吃店，很快发了财。这让包括袁进祥在内的村里人艳羡不已。去年上半年呼啦啦出来100来人。春节期间老乡聚了一下，凑在一起一算，光该村在东莞做这种生意的，总亏损额就达100多万。“如果现在能把押金退给我，我马上就到别的地方找机会。”袁进祥说。
记者采访中，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一路之隔的景新电子厂最近又要裁员。景新电子，正是黄小宁工作的地方。
工厂自救
景新电子厂的人力资源部经理王俊辉（化名），今年春节破天荒地享受了9天的长假。他在这家电子厂工作15年，享受这么长的假期还是头一遭。以前即便是春节，厂里最多也只放三天假。
往年这个时候，正是补充员工的高峰期，但直到正月十六，王俊辉还没有接到来自生产部门任何的招聘通知。成立于1988年的景新电子厂，是东莞颇具知名度的一家港资电子制造企业，主要为国外品牌电脑配套生产硬盘、驱动器等零部件。生意最好的时候，厂里雇有员工1万多人。记者看到，工厂入门处整齐摆放着的4000个衣帽柜，不难想象这家企业鼎盛时期的盛况。
王俊辉告诉记者，到2008年9月，企业仍有1600多名员工。10月份之后，随着金融海啸对实体经济冲击的深入，订单骤降了70％，春节前员工裁减至1000多人，而春节过后就只剩900人了。
以前工人多的时候，景新电子厂租下整栋的宿舍楼，楼里卡拉OK、电视机、桌球等娱乐设施一应俱全。逢年过节，企业经常会花上几万元组织一台晚会，请艺人来表演节目。随着生产规模不断萎缩，不得不退掉了租用的宿舍楼，那份办了多年、最多发行3000份的厂报也被迫停刊。
王俊辉告诉记者，企业其实非常不愿意看到员工流失，因为培养一个生产线上的熟手，至少要耗时1至3个月，成本大概在1000元左右。以前招工难的时候，人力资源部每个月要做两份报告，仔细分析员工流失的原因，希望能从工人的工作环境、福利待遇等方面予以改善，减少流失率。
订单充足时，一个普工的基本工资加上加班费，平均每月能挣到1500元左右。现在订单不足导致加班减少，工人的收入只能维持在八九百元的水平。“这样的收入，很难留住员工。”王俊辉说。
但是为了降低运营成本，春节前景新电子还是裁掉了50多名管理人员。厂里同时成立了节能监控小组，从水、电、燃油等各个方面厉行节约，无论是车间的照明灯还是中央空调，能省的全都省了。“没办法开源，就只能节流。”王俊辉告诉记者，他们这样的依靠订单的外向型企业，想要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研发投入、品牌推广、渠道建设，这些做内销必须具备的要素，是他们眼下根本无法逾越的门槛。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珠三角采访的企业，订单式生产的外向型企业绝大多数都表示今年将大幅压缩生产规模。但与这些企业不同的是，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正在草拟一份招聘方案，计划补充技术人员30多人，分两批招聘普工200来人。“你来采访我们这样的企业不具代表性。”劲胜公司执行总裁王建对记者开玩笑说。
拥有4500多员工的劲胜是一家台资联合集团企业，公司总部位于东莞市长安镇，分别在东莞和昆山两地设有三家公司。东莞劲胜主要为消费类电子如手机、数码产品等提供精密组件，客户包括华为、三星、中兴等优质企业，去年实现营业收入5亿余元，增速达40％多。2007年，劲胜在长安纳税企业排行榜上还只能排第六，但去年则快速上升至第二，排名第一的是王老吉。“一年下来，排在前面的四位都被经济危机打下去了。”一位了解当地情况的人士说。
“去年的经营情况连我们自己都没想到。”在王建看来，2008年劲胜得以逆市飘红，主要得益于企业主要做大众消费类电子产品的零配件配套，与为汽车等产品配套的电子企业相比，受经济危机冲击较小。在东莞，为汽车等产品配套的电子企业订单普遍萎缩达50％以上。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跟随优质客户一起成长。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被优质客户看中的本钱。王建告诉记者，相对东莞一般的电子企业，劲胜在技术研发上投入颇大，已经与暨南大学合作获得10多项技术专利，其中3项发明专利，“我们在三星的200多家供货商中都名列前茅”。
尽管企业日子相对好过，劲胜今年还是保守地将增长目标下调至20％至25％。“毕竟从整体看市场需求是在萎缩的。”王建说，他看到的多份研究机构报告，都预测今年国际电子市场需求至少萎缩10％。其中，利润相对较高的中高端电子产品，需求萎缩会大于中低端产品。
“我们会把六七月份看作一个观察点，看看市场是向好还是继续恶化。”王建解释，一方面国内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应该在那个时候开始见成效，另一方面，往年经验显示，二季度正是国际电子市场开始采购的旺季，今年需观察旺季是否如往年一般旺。
企业自救，无非开源节流。王建表示，就开源而言，经济危机也给劲胜这样的企业带来机遇。比如，三星为了压缩成本，将把部分在本国或者其它国家采购的、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零配件转移至中国采购，这将为劲胜带来七到八个百分点的增长。面向三星的生产，占劲胜全部营业收入的48％。此外，以前主要在本国和韩国采购的日本京瓷，今年也会大幅增加在中国的采购，而劲胜正是京瓷为数不多的中国供应商之一。
“现在比较头疼的，就是很难找到既懂日语又懂技术的人才。”王建说，目前企业能为这样的人才开出1．2万元的月薪。
“今天你们来采访，我们才准备了咖啡奶茶，平常客人来，我们只有矿泉水。”王建说，平常企业内部开会，甚至连矿泉水都省了，每个人自带茶杯。为有效节流，劲胜正在全公司倡导精细化管理，包括不允许工人偷懒将包装箱在地板上拖行等。这一变革源于王建到日本企业的一次考察。他注意到该企业办公桌椅的底部都包着一层篮球皮。原来日本企业爱使用油漆木地板，桌椅腿脚包上篮球皮，就不会在挪动时划伤地板油漆，减少了维修成本。
王建表示，2008年一年下来，精细化管理为劲胜节约相关成本达11％。“工人也希望企业越来越好，他们跟着受益。往往只有在危机出现的时候，才能改变一些陋习，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
“虽然我们在学历和工作经验方面提高了招聘标准，但招聘比往年容易多了。”王建说。东莞最大的人力资源市场——智通人才长安分部的统计也显示，从节后的多场招聘会看，大约三个人竞争一个岗位。与普工过剩相比，技术类岗位仍然是招聘主体，学历、工作经验等用人的标准有所提高，而平均薪资水平则有所下降。
记者在该市场看到，一些招聘普工的企业仅为工人提供最低工资水平的底薪。通常而言，企业只为工人提供最低工资水平的底薪，加班收入占整体收入的比例大约为40％以上。目前工厂普遍订单不足，加班极少，这意味着，工人的总体收入将有40％的下降。
该市场企划主管张铭铭告诉记者，由于节后很多企业推迟开工，智通的节后首场招聘会推迟到了正月初十。进场招聘的企业数量下降了5％至7％，平均岗位需求数量也有下降。
痛苦转型
从长安进入大岭山镇，远远可以看到一块硕大的广告牌，上书“中国家具出口第一镇”。“这是我们去年12月份刚刚树起来的，花了几千元。”大岭山镇产业升级办公室副主任黎炳坤说。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大岭山镇正努力宣传自己亚太家具生产基地的形象。“我们争取让消费者看到家具，就想到大岭山。”黎炳坤说。品牌意识薄弱，此前被视为东莞制造业的通病。
金融海啸由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引发，外部市场需求疲弱，内部房地产市场亦一路下滑，对家具行业的冲击不言而喻。春节后，一条来自深圳的新闻震动了中国家具业。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全球最大家具制造商之一——“迪高乐”在深圳的生产厂因资金链断裂倒闭，意大利籍老板不辞而别，2239名员工两个月的工资遭拖欠。深圳市、龙岗区两级政府1000余万元支付工人工资。
相对而言，离龙岗区仅几十公里远的大岭山镇，则显得风平浪静。镇长黄庆辉拿到2008年全镇经济统计数据，稍稍松了口气。2008年大岭山GDP、财政收入双双实现15％左右的增长。GDP增速仅比上年回调6个百分点。全镇4000多家企业，其中民营企业3000多家，去年因各种原因倒闭的仅30多家。
“对于这些倒闭的企业，我们并不担心，几乎全部是几十人的小作坊式企业。”黄庆辉说。这些小企业，多为规模较大的外销企业或者品牌内销型企业做加工，有的订单甚至已经转手两道。一旦市场有波动，大企业为自保，首先砍掉的就是这样的小企业。
黄庆辉表示，目前内外部需求收缩的情况下，总体来看，单纯的加工出口型企业受影响较大，而内销型企业和服务业受影响则没那么明显。优质企业尽管面临较大困难，但生存下来问题不大。
这恰恰证明，此前广东省提出的产业升级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黄庆辉的底气，来自于大岭山很多家具企业几年前已经开始外销转内销的工作。
上世纪90年代，国内家具市场刚刚起步，市场供不应求，那时候家具厂商基本都以内销为主。但也正因为利润丰厚，进入门槛又低，投资开始大量涌入这个行业。很快国内市场的钱变得不好赚了。2004年开始，元宗跟很多家具企业一样，开始转向外销。“接订单按客户的要求生产，比较简单，量比较大，流水线规模生产，成本也低。”袁水舟解释说。
外销赚的是快钱和容易钱，但同时也利润微薄，能到6％至8％就相当不错了，一旦哪个集装箱的货物出了问题，就面临亏损。随着转向外销的企业越来越多，互相杀价的现象愈演愈烈。各种展销会上，采购客户通常拿着这家企业的报价去和另外一家杀价，利润进一步压缩。“企业受制于人，任总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2007年决定回头开拓国内市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袁水舟说。
习惯了外销赚容易钱，转向内销并不容易。产品研发、设计，市场营销网络和销售渠道的建立，品牌形象，一切都几乎从零开始，投入巨大。“光参加拉斯维加斯一个展会，我们投入就在百万元。”袁水舟说，元宗的品牌将出现在这个世界级的展会上。
两年的努力，元宗外销和内销的比例由60％∶40％，颠倒过来变成了40％∶60％。去年11月以来，元宗的订单和销售也下滑了20％，不过迪高乐这样的纯外销企业订单下滑在50％以上。“2007年很多企业还在拼命打国际市场。现在看，我们比其他企业只快了一步。但抗风险能力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袁水舟说。
位于大岭山镇的中国名牌富宝沙发，也早一步经历了类似的转型。外销与内销的比例由2002年的70％∶30％变成了现在的20％∶80％。
2月10日，记者到访当天，大岭山刚刚召开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了解民营企业经营情况，研究解决融资难、引进人才难等长期困扰民营企业的瓶颈问题。“外销转内销，不论主动也好，被迫也好，这都是很多企业的自觉选择。我们政府就是要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全力推动产业升级转型。”黄庆辉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企业和人名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