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的倒掉和大师的招摇
实际上，文怀沙是1921年出生；“文革”中入狱是因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至于“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人民网2月19日、《北京晚报》2月18日）
如果没有人民日报记者、文化学者李辉的这篇文章，庸常如我辈者是万万也想不到，这名所谓国宝级人物，原来如此不堪。李辉的指陈当然需要验证，文先生是否回应、如何回应？这一切都值得期待。但不争的事实是，又一个偶像倒掉了，又一个大师“沦陷”了。
在渴求真相之余，是不是该追问谁制造了这一幕滑稽的世纪恶作剧？近年来，文先生享誉日隆，人们用了几乎所有华美的词语如“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描摹他。那又是谁第一个将这些帽子扣在他头上？如果是文先生自己，那就是邀宠，是自我抚摩；如果是别人，那可能就是不负责任，是浮夸，是制造虚假繁荣。
这是一个大师匮乏的年代，温总理也为当今涌现不出大师级人才感到“非常焦虑”。但这又是一个大师多如牛毛的年代，有自封的、有被封的、有假装的、有半推半就的。显然，许多所谓的大师是伪大师，这样的大师越多无疑越折损真大师的威名。
当今不乏假装大师或半推半就大师称号的人。某含泪文人不是对大师称呼很陶醉吗：“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
大师为何泛滥？一方面当然是一些人过于浅薄，习惯于匍匐，勇于下跪，动不动就封一些稍有成就者为大师，高帽虽高，但含金量不高。另一方面也与当事人不自知有关，汲汲于沽名钓誉，别人真真假假封其为大师，他假装推脱一番便颔首笑纳，有时连谦虚的环节都省略了。
这也使我想起季羡林先生，他曾说过希望“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三顶桂冠指的是“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称号。老人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老人还说：“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
季羡林毕竟只有一个，像他这样自谦的人也不多。“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的人，却偏偏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这样的人可谓多矣。顶着虚假高帽招摇于世、安享世人膜拜的人，也可谓多矣。这些人难道没有愧怍之心吗？很难！自我抚摩很舒服，被人抚摩也很舒服，特别当这抚摩和名利联系在一起时。
哲人说，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都跪着，让我们都站起来吧。奉劝一些好事者，别动辄给人家加封大师的冠冕，干什么不好，非要装孙子？也忠告一些人，别动辄自封大师，或把别人送的大师高帽如获至宝。看这趋势，过不了多久，大师也会成为骂人的符号，如果大师继续泛滥、伪大师继续为老不尊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