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陪审团制度宜慎重
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陪审团制度，是司法权民主化运作的重要机制，其目的是让民众以最朴素的良知和正义去评判案件事实。近代著名法官丹宁更是将其当做“自由的明灯，宪法的车轮”。
准确地讲，河南高院的尝试并非真正的陪审团制度，因为英美法系的陪审团成员的任务主要是认定事实，而对于法律的技术性操作则专属于法官。通俗地说，陪审团乃是由“外行”定罪、“内行”量刑；而人民陪审员则是“外行”与“内行”平起平坐，河南高院的尝试并没有摆脱这种权力设定模式。由于专业隔阂，人民陪审员虽然在规范上分享了法官审判权，但实践中往往被法官所控制，其民主参与和法治教化的效果并不明显。相比而言，陪审团制度，则既能有效防止法官在事实认定上徇私舞弊，又表现出对司法专业知识的尊重。
当前，我国司法的独立性还不强，司法的民主监督也乏力，在审判中引入陪审团，无疑有助于增强司法的民主性和独立性。尤其是当一些法官考虑社会稳定、上级意图、民意压力、人情等多重问题时，陪审团的介入，减少了法官的审案压力和卷入腐败的机会，在实现制约司法的同时又有效地维护了法官独立。但引进陪审团决非简单地找几个民众参与审判，对于其对中国现有司法体系造成的巨大冲击，须有清醒认识和应对，尤需辅以严密的制度设计和程序规范。
比如，陪审团成员的遴选如何操作？报道中说河南是法院“邀请”的，不知这些被邀请的人是否得到控辩双方同意。从英美国家看，陪审团成员一般是通过个人驾照或选民登记记录等进行随机抽选，再由控辩双方共同确认最终人选。最典型的是上世纪美国的辛普森案，由于被告是黑人，而其所在居民区大部分都是白人，为避免偏袒，辩方要求陪审团成员全部是黑人，而控方则要求全部是女子，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双方都认同的黑人女子陪审团。可见，陪审团需要确保成员的绝对中立。
再比如，陪审团的人数是固定的还是视案情而定？其权力是与法官“平起平坐”还是彻底与西方“接轨”？在英美国家，所有陪审团成员在整个审判期间始终处于“被隔离”状态，我们需不需要借鉴？陪审团成员的待遇又如何确定？上述种种具体问题，如果缺乏统一而明确的制度规范，势必造成陪审团构成的不确定性，难免给目前的司法带来一些混乱。
还比如，在我国司法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成本过高的陪审团制度是否合乎诉讼激增的现状？社会转型期要求司法机关提高效率以减少案件积压，而陪审团从选举、变更到管理、待遇等，都需要很多时间、精力及财力，这种高成本的诉讼制度在发达国家也受到过一定质疑，我们贸然引进是否会超出现有司法的承受限度？
更关键的是，陪审团制度的引进，不得不涉及其与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衔接。而无论是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统一框架下改革，还是自立门户单独创新，都需要国家在宏观层面进行整体设计，决非哪一个司法机关所能担当。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虽然在理论上引进陪审团制度有诸多好处，但最佳路径还是纳入国家统一的制度改革中来，地方法院的尝试不具有普遍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