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道阻且长
许多人的电话号码、工作单位、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甚至家庭住址，都被推销者或行骗者掌握得一清二楚。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日前发布了《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7（2009）法治蓝皮书》，其中的《个人信息保护现状调研报告》指出，由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督机制存在很大问题，我国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和滥用时，大都投诉无门。
个人信息被滥用现象普遍
北京的程先生日前申请信用卡遭拒，原因是自己上了某银行的信用黑名单。信用记录显示他曾贷款买车，逾期还款高达29次。但他坚称自己没有买过车，怀疑有人冒用了他的个人信息和签名，于是将银行起诉至法院。
2月16日，在法庭上，某银行坚持程先生在其行内办过汽车消费贷款。程先生仔细核对相关凭证后，发现上面的签名都不是自己签的，只有户口本复印件和购房合同是真的。对此，他在庭后表示，他曾在该行贷过款，当时是拿着户口本等证件委托一家公司办理的，应该是信息被人泄露出去了。
《法治蓝皮书》指出，有些机构不能对掌握的个人信息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导致有关个人信息被泄露的现象越来越多。
此外，《报告》还列举了其他个人信息被滥用的现象。如一些商家在办理积分卡时，要求客户提供身份证号、工作机构、个人党派信息、受教育程度等与办理信用卡不相干的信息，然后擅自披露和提供个人信息给相关利益机构。这是一些企业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渠道。
更严重的是，社会上出现了大量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现象，如兜售房主信息、车主信息、患者信息等，并形成了一个产业。有关机构使用个人信息时，超出了收集个人信息时所明示的目的。
《报告》指出，银行等一些企业往往通过格式合同限制个人的权利，为自己滥用客户信息创造合法的依据。比如，几乎所有银行在信用卡章程上，都用小得不能再小的文字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则，要求用户允许银行在认为必要的情形下，把用户信息传递给第三方。《报告》认为，这是造成个人信息在银行、商场、航空公司、保险公司等之间广为传递的主要原因。
公众权利意识不强相当普遍
《报告》撰写人、“中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现状与意识”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吕艳滨介绍说，2007年9月至2008年7月，该课题组针对中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现状，以及公众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进行了调研。除了文献分析、访谈、座谈外，课题组还在北京、成都、青岛、西安进行了问卷调查。
吕艳滨说，公众在自己个人信息被收集时是拥有知情权的，包括要求告知收集了哪些信息、收集与使用目的等。但从调查结果看，仔细了解有关机构处理个人信息相关规定的人相当少，仅占9．7％；有一部分接受调查的公众甚至认为，自己无权拒绝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
接受调查的公众普遍认为，有关机构处理个人信息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不明确告知收集信息的用途；很多被收集的信息与所要办理的业务无关；个人无权选择是否提供信息，地位十分被动等。
《报告》显示，很多公众希望有关机构能删除其部分或全部个人信息，原因是对这些机构缺乏信任。
面对日趋严重的个人信息被滥用现象，接受调查的公众均认为，各类企业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应有所约束，健全管理机制，妥善保管他人的个人信息。
对于政府机关，接受调查的公众普遍认为，政府机关更应以身作则，规范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为个人查阅政府机关掌握的个人信息提供便利，甚至希望赔偿因滥用个人信息给个人造成的损害。
个人信息保护亟须立法支持
《报告》显示，在对个人信息被滥用者的调查中，仅有约4％的人投诉过或提起过诉讼。其中，仅有8．1％的人通过投诉或者诉讼获得救济或达到了目的。
《报告》认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督机制还存在很大问题。由于个人和处理个人信息的机构之间存在信息和财力上的不对等，个人索赔金额与其付出的成本不成比例。因此，很多人对于投诉或者诉讼望而却步，这与监管机构的缺位和监管机制的不健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公众都赞成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工作，希望国家能够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严厉打击滥用个人信息的现象，甚至设立专门机构对滥用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查处。
《报告》指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现状不容乐观。个人信息保护缺乏有效的执法和救济机制。对个人信息的处理行为，我国还没有明确的监督机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缺乏专门性规定。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当遵循怎样的原则、对滥用个人信息者如何制裁、由什么机构执法，这些都无法通过现有的零星规定得到解决。
记者注意到，早在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学会信息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周汉华，就已受原国务院信息办委托，领衔课题组起草《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据了解，专家建议稿已提交给原国务院信息办。对于立法进展，周汉华表示，原国务院信息办与原信息产业部合并后，新成立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如何推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尚需观察。
本报北京2月1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