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开放：刺激民间需求的治本之策
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缺乏效率和内在活力，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外部力量的拉动，过度地依赖于资源的投入。笔者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的首先不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政策，而是需要增强经济活力的供给政策。目前，财政政策和供给政策当然是要双管齐下，但二者解决的问题不一样，重要性不一样，政策的力度也不应该是一样的。财政刺激政策是应急性的、技术性的和着眼于短期效果的，而供给政策则是根本性的、基础性的和着眼于未来的。
供给政策的首要内容就是打破行政垄断，向民营经济开放还在受到进入管制的经济领域。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许多外国资本都能够进入的经济领域，却为民间资本的进入设置了重重障碍，设置了高门槛，如在金融、交通运输、港口机场、电讯服务、教育、文化、卫生、传媒、法律、艺术等领域，对内开放的步伐明显落后于对外开放的步伐。
行政垄断之所以难以打破，就是因为垄断利益太丰厚了，但行政垄断终非长久之策，迟早要退出历史的舞台，越早打破行政垄断，为之付出的代价就越小一点。不需要太多的经济学理论，单就打破行政垄断、开放经济领域，就能够创造出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观察一下北京城里在风声不紧的情况下合法运营的出租车和不合法的“黑”车之间的比例你就可以见微知著了。
2005年国务院曾颁布了一个被称为“非公36条”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整整4年过去了，但时至今日仍然得不到认真执行。由此可见，非认识不到，而是改革的决心不够大、既得利益作怪而已。希望我们现在在经济方面遇到的困难能够像烈性酒一样，为我们的改革者壮胆，增强进行深层次改革的勇气。中国的经济改革都是逼出来的，没有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哪有后来的改革和开放。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很严峻的挑战，应该是那些受到行政保护的既得利益集团识大体、顾大局、做出让步和牺牲的时候了。
供给政策的第二项内容就是解除各种经济管制措施，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中国的劳动力很便宜，但中国有一样东西特别昂贵，那就是中国的体制系统。我们知道，比较不同体制优劣的指标就是交易成本，在中国生活的人特别是在中国经营企业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这套游戏规则的厉害。企业负担太重了，效率太低了。
我们知道，近30年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重新获得了经济机会。有了经济机会，中国的民营经济才重新萌芽发展起来，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才有可能和国外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体制、国外的投资结合起来，才能利用世界上的华人资本，才能模仿，才有东西拿到国际市场上卖，才能利用贸易不断自由化的国际贸易环境、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才最终有了中国的经济奇迹，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别人50年、100年走过的道路。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控制了所有的经济资源，封锁了所有的经济机会，亲自组织所有的经济活动，老百姓不但不可能自己掌握经济资源，自己组织经济活动，连想都不能想。
今天，如果我们能够乘着世界金融危机这股“西风”，在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同时，提高经济的自由度，为所有的经济成分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体制环境，民间的投资就能够大发展，就业率和家庭需求就能够得到大大的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就能够持久保持，我们经济增长的效率就能够提高，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可持续的。
此外，减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刺激民间需求；深化市场化趋向的改革，以市场配置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来取代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减小政府官员寻租的空间和基础；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一个“有限”和“有效”的政府，降低经济系统的交易成本，都应该是供给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