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有拍摄《贫民富翁》的勇气
由此，也就难怪该影片在印度公映的时候，遭到一些印度人包括贫民窟居民的抵制，他们认为这部影片丑化了印度。有人甚至向法院呈交了请愿书，抗议该片片名使用“slumdog”（贫民窟狗）一词来指代贫民窟居民。
好在是印度，这部电影不但通过了相关部门的审查而得以公映，就连抗议者的控诉，也被官方和主流媒体驳回。2月24日，《印度时报》的报道指出，印度古吉拉特邦最高法院院长在收到有人对《贫民富翁》的控诉之后，特地观看了这部电影，他认为这部电影显示了“印度贫民区居民的潜能和观察力”，认为它“提供了我们应对众多重大社会问题的工具和灵感”，所以他驳回了这项抗议请愿。而《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却更多地是从电影本身来肯定这部影片。它明知故问，为什么这部投资仅是《本杰明巴顿奇事》十分之一的影片，在没有做大范围宣传的情况下，却赢得了广泛的欢迎和各项大奖？
由这部影片，我想到了中国导演贾樟柯的困惑。当年《三峡好人》拿了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贾樟柯却遭到了“以祖国的痛苦与悲伤博取西方人的好感”这样的批评。其实，与《贫民富翁》比较起来，《三峡好人》显得何其温情脉脉，甚至连并未公映的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活着》，也远不及其锋芒毕露。
不能否认，中国的电影人也曾创拍过不少好的现实主义电影，但“这些年现实主义离中国电影渐行渐远”（电影《天狗》制片人肖峰语），我们重点出品和推向世界的影片，如《夜宴》、《满城尽戴黄金甲》等，多是莫名地炫耀我国历史上那些腐朽、无价值和无意义的东西。
“如果有一部影片最没有可能横扫奥斯卡奖项，那就是《贫民富翁》。”这是《印度斯坦时报》对这部影片角逐奥斯卡的预测，但是《贫民富翁》却拿到了8项大奖。这是不是意味着现实主义电影世界范围内的复兴，还是仅是对于该电影揭示社会弊病勇气的嘉奖，我们不得而知，但却可以据此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的电影制作路线。
二战过后，凋敝的意大利拍出了《偷自行车的人》和《警察与小偷》等现实主义巨作；萧条而困顿的日本也拍了《浮云》、《二十四只瞳》等反思战争、针砭时弊的影片，甚至在经济复兴的时候还拍出了反思二战期间日本女性悲惨命运的《望乡》。这些影片，或者直面惨淡的人生，或者像盛世危言一般警醒日渐迷醉的民众。社会是谋求进步的，现实主义的电影，尤其是批判的现实主义电影，存在的意义，也恰是为了推进社会的进步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