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心中都有一座廉政公署
尽管里里外外拉着黄色警戒绳维持秩序，五六千人的到访，仍然令这个低调的地方显得有些别扭。干练的工作人员化身儿童导游，挥舞着各色小旗向市民介绍曾经出现在电视里的种种画面，笑容可亲。“肌肉男”探员在讲解枪械的使用，表情放松得很不自然，面前跃跃欲试的却是一群身高不足1．40米的小娃娃。
好在有著名的咖啡可以喝，8元一杯，糖奶适中，“廉署请你喝咖啡”哦。
没错，这里正是香港廉政公署（简称ICAC）总部大楼。2009年2月15日是香港廉政公署成立35周年纪念，2月15日、22日，廉署总部连续两个星期日面向公众开放，是这个神秘机构难得揭开面纱的机会，也是2007年底才启用的新大楼第一次迎接公众客人。
该怎样形容廉政公署在港人心中的特殊地位呢？
也许你知道，民意调查显示，香港99％的市民支持廉政公署，81％的市民认为廉署是不偏不倚的，并愿意举报贪污。
也许你不知道，2006年，廉署接到的市民投诉中，73％是署名举报。这个数字在廉署成立初期，不超过30％。而根据惯例，署名举报中大约90％以上是可查的，匿名举报能够追查的则不到10％。
也许你知道这句话：“香港胜在有ICAC。”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15年将香港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国际著名反腐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2008年“清廉指数”，香港在世界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位。研究机构一致认为，香港的成功除了法治、税制等原因，首要因素就是廉洁的政府。廉政公署美名由此道出。
不过也许你不知道这一句：“香港胜在有你同ICAC。”
这是廉署近几年的主打宣传。到廉署开放日看看，一家老小其乐融融地“饮廉署咖啡”，玩“打击腐败大鳄”游戏，又或者年轻人在廉署招聘的海报前，看每一个职位的薪酬详细列表，跃跃欲试……反腐倡廉，已经不只是探员行动，而且是自觉自发的公民意识；廉政公署，也早已不仅仅代表一个传奇机构，更成了每个香港人核心价值的一部分：公正、平等、秩序。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廉政公署，这才是香港社会最让人心动的地方。
香港展示“黑暗年代”
将廉政公署的英文名直译过来，便是“反贪污独立调查机构”，精准地道出廉政公署的本质：完全独立于政府机构系列，只对最高行政长官负责的反贪部门。
廉署的新大楼离开了权力密集、意义混杂的中环心脏地带，选址北角。大楼临海，站在落地大窗前，维多利亚港湾的湛蓝扑面而来。
就像廉署广告词中说的，她的纯净需要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从开放给市民的35周年廉署历史展览中，你能看到这努力的每一步轨迹。
香港并非天生宝地。40年前，这块土地上的罪恶和财富一样，聚集速度之快令人侧目。一方面，是经济起飞，人口快速增加，制造业蓬勃发展，财富迅速聚集；另一方面，监管措施的落后和拜金心态的扭曲使贪污歪风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廉署展览厅里，这一历史时段被称为“黑暗年代”：日常生活里潜规则横行，病人如果不“打赏”护理员和杂工，连开水和便盆都得不到；食肆要取得经营牌照，必须向有关部门派钱疏通；建筑公司要“识做”，向验楼人员行贿才能拿到入伙纸；甚至连消防人员救火，也要先收取“开喉费”。公权力部门则以警队的贪污之风为最，资料显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仅香港警察队伍每年从黄、赌、毒集团所得的贪污贿金就达10亿港元之多，以换取执法人员不干预或假意扫荡的回报。
1973年，英籍总警司葛柏（Peter Fitzroy Godber）在退休前被发现拥有430多万港元来历不明的财产，尽管已名列出入境的“留意名单”，但在办案组行动之前，葛柏仍利用职务之便绕过正常关卡，逃离香港。
媒体曝光了葛柏案的资料。上世纪70年代初,香港中心区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房，售价只在两万港元左右，430万元的贪污大案引起的社会震动可想而知。积压多年的民怨终于在葛柏的逃离中达到沸点。
香港大学生上街游行，打出“反贪污、捉葛柏”的大幅标语，游行迅速蔓延到全社会。在巨大压力下，时任港督的麦理浩下达手令，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的原因以及检讨当时的反贪工作。
百里渠在随后的报告里，详细分析了反贪机构存在于警察机构内部的弊端，并建议建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以挽回公众信心，否则政府永远是被民众质疑与声讨的对象”。
其后，《百里渠报告》公开发表，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依据《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成立，廉政专员由总督委派，并且仅对总督负责，其他任何机构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廉政专员的工作。根据“调查、预防和教育”三个任务，廉署下设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及小区关系处三大部门。廉署不属公务员系统，但所有职员及主管的薪酬全部对外公开。
廉署成立后经办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葛柏案，因为两名曾贿赂葛柏及目击其贪污过程的前警司愿意做污点证人，廉政公署终于将葛柏引渡回香港受审入狱。
这是香港司法史上，第一次因为贪污罪将一名高官送进监狱。廉政公署的第一场胜仗，改变了人们对它“敢打苍蝇，不敢打老虎”的预判，公民看到了廉署的决心，其后两年，廉政公署单在警队内便挖出了近20个贪污集团，数名警司级警察被捕，数百名各级警员被逮捕或通缉。
一场静默的革命由此掀起，廉署深入人心，开始香港的廉政时代。
在廉署大楼展览厅中，摆放着廉署历年查获的主要大案的证物及演示模型，最受瞩目的就是葛柏案。当年葛柏警司的“收数簿”（受贿记录本）被放大成模型供人翻阅参观。两百多页厚的“收数簿”记满了字花、外围马、外围狗、歌厅、妓院、牌九、番推、麻将学校、鸦片烟档等各种黄赌毒馆所向他行贿的记录，旁边，则是葛柏的相片，和英国法庭签发引渡葛柏回港的手令。
反贪游戏寓教于乐
在一些重点大案展示区前，廉署工作人员会亲自向参观的市民解释具体的贪污手法。而剧集里常见的设有“三角台”的录影会面室，也在展览中揭开真面目。这里就是真正的“廉署请喝咖啡”的地方，不足10平方米,一张三角台，据说三角形的设计是为了令气氛缓和，以免调查员与被查人士过于对立。另外，除了两部录像机全程录像之外，这个令贪污者丧胆的地方并没有什么特别设施。
男孩们大爱的是枪械室。从上世纪70年代最初使用的史密夫威逊军警十型左轮手枪，到略为轻便的曲特侦探型左轮手枪，又到1990年代的史密夫威逊军警十三型左轮手枪，再到2005年至今配用的奥地利葛拉克十九半自动手枪，廉署执法人员配枪的性能逐步提升。据廉署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廉署约有60人经枪械训练后，可以使用手枪。
但令不少人惊讶的是，原来35年来破了不少贪污大案，廉署的手枪却至今从未发过一弹。
参观廉署的最后一站是九楼的游戏区和咖啡区。小孩子在这里闹成一团，和廉署的形象大使“智多多”（一只长耳戴帽手拿小星星的大白兔）合影，玩廉署海报拼图游戏，或者“打击贪污大鳄”的钓鱼游戏，得到印有廉署标记的书签、杯垫、日历等小纪念品。
来自上海的刘阿姨很专心地摆弄拼图，并向工作人员询问哪里有廉署咖啡喝。她来香港旅游，住在北角亲戚家，听说廉署每年要接3000多宗市民投诉，一半以上是署名投诉，她觉得香港的反腐氛围“简直太好了”，“廉署这么亲民，让老百姓都知道反腐败不是嘴上说说的，每个人都可以行动起来做到”。
廉政公署高级新闻主任戚夏婷介绍，香港廉政公署与内地的交流这两年越来越多。内地公检法部门的考察团来香港廉署交流访问十分频繁，过去3年，廉署为访港的内地官员和驻港中资机构举办讲座近一千场，一来介绍廉署经验，二来也为跨境公司普及法律知识，介绍防贿条例，以免他们在香港“犯事”。
内地潜规则遭遇香港“零容忍”
近年来，随着中资公司在港上市数量增多，内地企业在香港遭遇“廉署咖啡”的情况也越来越多。轰动的大案包括欧亚农业前主席杨斌，涉造假账诈骗案被重判18年；牵出陈良宇贪腐案的周正毅，曾在2003年5月以虚报资产被捕判刑3年，2007年再次被捕；创维数码主席黄宏生，涉贪污诈骗及挪用公司资金等。
更多的，则是许多在内地根本算不了什么的“小事”，在香港却牵动不小的反腐震荡，甚至引发来港内地民企的信任危机。
比如2007年的小肥羊事件。2007年8月,廉署网站的新闻公告显示，某火锅店5名员工涉嫌收受多名食品供应商提供的钱财及免费享受夜总会娱乐，作为批出购货订单及接受劣质货品的报酬。事后香港媒体曝光该火锅店便是正要在港上市的小肥羊。
仔细看小肥羊的罪名，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采购方收受回扣，这在内地商界普遍被视为“潜规则”。在内地，稍有实力关系的企业，区区“回扣”小事不可能触动工商部门，也不在反贪部门管辖之列。但在香港，一方面，独立办案的廉署不仅仅针对政府部门，私营机构也在管辖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廉政公署办案不同于内地，内地行贿1万元、受贿5000元才构成刑事犯罪，在这个标准线以下就不做处理；但香港实行的是“零容忍”，不管金额大小，只要是贪污，就要一查到底。
电影《2046》拍摄的时候，有一个娱乐记者为了进入拍摄现场拍照，塞给门卫300元港币，结果被判入狱3个月。
如此严格的“零容忍”让潜规则失去了寄生的空间。内地在港人士在这一点上表现出的不适应，不仅体现在商界，甚至出现在学界。
轰动一时的香港城市大学内地博士生用一万元贿赂老师换取考题事件便是典型。武汉女生陈静，因为在老师信箱里塞了一万元，和一封希望得到考题的电子邮件，老师向廉署举报，陈静被判监禁6个月和一万元充公。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梁美芬曾表示：“内地人对贪污的认识比香港人低，两地贪污法例和风气有所不同。”
内地为何泡制不出廉署咖啡
在挤满了人的廉署大楼的咖啡厅，看人人手捧8元港币一杯的速溶咖啡，与冲咖啡的大姐合影，就知道“廉署咖啡”深入人心的程度。
香港反腐败的社会风气并非一蹴而就，也与廉署历年投入的大量精力分不开。
廉署成立之初，便定下执法、防贪和教育“三管齐下”的策略，下设三个部门：执行处，通过严厉执法，打击惩治违法舞弊行为，起到威慑作用，令贪污分子“不敢贪”；防止贪污处，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堵塞制度漏洞，减低贪污机会，令有贪念的人员“不能贪”；小区关系处，在社会中持续提倡反贪意识和个人操守，巩固廉洁文化，同时针对贪污风险较高的主要行业，度身定造防贪教育计划，令所有人都“不想贪”。贪污这样的社会顽疾，若只有严打，没有严防，没有公正为人、清廉做事的公民意识，便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香港学者眼里，这是内地学不到香港反腐成果的第一个原因。若人人都对廉署咖啡敬而远之，那还谈什么清廉社会呢？
第二个原因，前任廉政专员罗范椒芬女士曾对媒体谈道：“在结构上，我认为内地很难复制香港。香港有香港的政治制度，权力不集中，如果要收买就要收买整个部门才可以，这样成本太高，降低了行贿的可能性。”
1974年开始，廉政公署靠一己之力澄清了香港这片海港，背后依靠的其实是已经相当完备的制度保障。司法独立，权力分散，机制透明，甚至包括对廉署本身的监督，也有四个独立委员会严密监察。
“首席调查主任，月薪89995－97545港元；高级调查主任，月薪51160－66660港元……”廉署咖啡厅旁边贴着的宣传海报，里面有一大幅，公布了所有廉署执行处工作人员的薪酬表。香港政府也有一份类似的，标明香港特首年薪445万港元，区政治助理年薪150万港元……
要了一杯廉署咖啡，特意要煮咖啡的阿姐做了“工作人员口味”的，少奶少糖。呵，还是很有些苦呢。没有透明公正的制度做保障，廉署咖啡驰骋的空间，又怎能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