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之末端”回归赵立之后
2月21日凌晨3时，疲倦不堪的赵立回到家中。他登录了自己的网名“风之末端”，上网浏览网民们对他们参与调查“躲猫猫”事件的看法。不过，睡意不断袭来，他再也扛不住了，终于沉沉睡去。
可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的他并不知道，这天凌晨，一场针对他的“人肉搜索”已经在网上悄然展开。
因为云南晋宁县看守所称，在押人员李荞明在“躲猫猫”游戏中突然死亡，引发了众多网友关注。2月19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在互联网上公开邀请网民参与事件调查，赵立第一个打进了电话，并成为这个由4个网民组成的调查委员会的主任。
只是，因为不满意这个调查委员会事后公布的调查报告，网民们开始对这个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们，进行惯用的“人肉搜索”。“风之末端”被网民认为是“五毛党”（意指受政府聘用，就热点问题发表观点、引导舆论的评论员）的可疑人选。
网民的有力证据是，在《昆明日报》的门户网站中，有以“风之末端”名义发表的《昆明日报社2007年工会工作计划》。他的真实姓名赵立，出现在工会委员会名单中，职务为“宣传委员”。
另一个疑点是，云南省委宣传部的邀请信刚贴上云南网不到1分钟，“风之末端”就第一个打进电话报名。网民认为，这表明“风之末端”有“内部消息”。
但赵立说，自己并不在意网民们的质疑与评价。作为昆明城里颇有些名气的网民，他依旧沉浸在“承担了某种责任与使命”的兴奋之中，而且，“怀疑精神，原本就是互联网中最为珍贵的东西”。
的确，一切事端的由来，源自他对“躲猫猫”事件的怀疑。
2月19日下午3时，报名后的赵立，再也没有离开过电脑。晚上22时，调查委员会名单终于在网上公布时，他意外地看见，自己不但入选，而且还担任了委员会主任。
他立即将消息发布在互联网上，并立下了“誓言”——“不辱使命”。
2月19日这个晚上，他一夜未眠，整晚在线上与网友交谈，搜集各种意见。果不其然，“网友是个很好的群体”，他们提出的各种疑点，让他再次陷入了一种不可抑制的兴奋之中：“幻想第二天像神探一样去找出真相。”
赵立还为此设计了一些细节，甚至准备了一些“有技巧的问题”，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普华勇时，“能够套出他的真话”。
第二天，他提前半个多小时，到了云南省委的大门口。一些闻讯赶来的省内外记者，围着他拍照、采访，每个人的情绪都显得异常激动。这些举止甚至引起了省委大门站岗武警的警惕，在场所有人都受到了详细的盘问。
在前往晋宁县公安局的途中，调查委员会成员才开始自我介绍、相互认识，由于官方没有对他们提出任何调查要求，他们只是临时在车上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按照委员会的要求，晋宁县相关办案人员接受了他们的调查访谈。办案人员向委员们介绍了案件办案的全过程，并用幻灯展示了案发地点、看守所监室和放风室以及部分物证的照片。
“风之末端”与其他调查员提出，希望能到看守所查看现场、会见在押嫌疑人、浏览监控录像，在他们看来，这是获悉真相最重要的步骤。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这几个平日里在互联网上呼风唤雨的网民，颇感失落与尴尬。
在看守所里，他们要求会见在押嫌疑人、浏览监控录像的要求，被对方拒绝。就连民警带着他们沿着巡视通道，观察整个监所时，也并未告诉他们，哪些是与此案相关的当事人。
虽然看守所同意他们查看证物，如值班记录、台账、死亡证明书、询问笔录等，“但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不足以让我们对事件的真相作出判断和结论”。
在即将离开看守所前，不甘心的委员们再次问到“监控录像问题”，警方表示，“放风室”没有探头，因此没有录像。按照规定，监舍休息室（卧室）要安装探头，但探头的位置属于机密，监控录像内容按照保密法，属于保密范围。
从看守所里出来的调查组成员，几乎一无所获，他们已经失去了早晨来时的意气风发。
一部分随行的媒体记者对调查委员会的水平表示失望。一篇即时上网的消息说：“警方回答专业，调查委员会提问业余。”
在返回昆明的路上，车厢里弥漫着沮丧的空气，来时路上那种热烈讨论的场面，已消失殆尽，没有人愿意说话。这次调查，让这几个往日在互联网上呼风唤雨、制造流行的网友，突然感受到现实中的无力。
这种“无力感”还在延续。回到昆明的委员们，想找一个“安静、封闭，又能上网写调查报告的地方”。他们向省委宣传部借了一间会议室，但很快他们发现，这里不仅没有一条网线，连水都没得喝。
几天过去了，回想起去之前的踌躇满志，赵立现在觉得自己多少有些天真。“网友们的批评是对的。我们的个人素质，和法律水平的有限，决定了这次调查留下不少遗憾。”他坦然地说。
虽然“躲猫猫”事件之后，这几个网民并未调查出任何真相，但赵立认为，这依然是可以记入中国互联网发展史的一件大事。毕竟，网民们的质疑与监督，第一次被正式引入了现实政治生活当中。
“我们以为，组成了调查团，就拥有了法律之外的权力，这种心理是很不正常的。”这几天，他静下心来，分析此行的得失，说道：“作为‘风之末端’，在虚拟世界里，我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但这也造成了我的错觉，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其实，网民不是革命小将，说什么是什么，最后能揭示现实真相的，只能是司法部门，这是社会赋予他们的责任。”
他甚至认为，赋予网民调查真相的责任，本身就是一种错位，因为，网民能做的，只是“听政与观察”。这几天，他开始有种预感——“这次参与调查，将为我今后的互联网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因为常在昆明当地的网站发表时评、杂谈、散文，从2003年起，“风之末端”开始在昆明本土小有名气。2005年，已届四十的赵立，像一个“热血沸腾的文学青年”，辞掉了“枯燥刻板但收入稳定的会计工作”，成为一个自由网络写手。
所以，这也是网友对他进行“人肉搜索”，指责他是“体制内人”，但他却不以为然的原因。即使他现在是云南电视网的网络编辑，但也只是个“散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我根本不是‘体制内人’，更不可能是什么‘五毛党’。”赵立笃定地说。
相反，他的生活与工作，都带有互联网时代一个资深网民的种种痕迹。
尽管家里和办公室里，都各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台式电脑，但他的身上还揣着一张网吧里的上网卡，因为“害怕没有网络的那分空虚”。
虽然他从不在网上购物、从不玩网络游戏，但在互联网上，他拥有着“第一时间获悉天下大事”的心理满足感，而“网络最大的好处”，就是自己的文章能及时得到网友们的反馈，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
2005年，他曾因一篇批评楼盘洋名泛滥的帖子《居住在哪国的昆明》而名声大振——时任昆明市委书记的杨崇勇作出批示，要求“立即纠正这种媚俗求洋、崇洋媚外的做法”。昆明市规划局随后下发通知，对新建的小区、楼盘命名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篇文章也使他遭遇了做网络写手以来的第一次打击。此前就这一观点发表过网文的两名网友，毫不留情地指责他在“抄袭”。直到他发表了两篇充满歉意的声明，“战火”才偃旗息鼓，“从那以后我很注意网络的原创，与我观点相同、别人写过的话题我就不写了。”
然而，在网络上嬉笑怒骂、文笔犀利的“风之末端”，生活中却是一个谦恭有礼、语气平和的人，胖胖的圆脸总是一团和气，像个“老昆明城里走来的小店掌柜”。
他喜欢穿红色的唐装，剃个光头。不喝茶，不喝酒，最爱的是看书和抽烟，除了时事评论，他在昆明几张报纸上发表的“老昆明闲话系列”，也在圈内口口相传。
他现实生活中常常见面的网友只有10多个。按网友聚会的规矩，每次都是AA制。这一制度也被引入了“躲猫猫”事件的调查里，中饭每人花了36元，晚饭则是调查组的一名成员买来米线，请大家吃。
调查委员会工作之前，他曾在互联网上贴过一个名为《公园门票涨价，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的帖子。那时，在文中，他写道：“大不了你敢涨价，我敢不去，谁怕谁呀。”
如今，一想到这句话，他自己就笑了起来：“今后，像这种赌气的话我是不会说了，而是要多提一些实质性的意见。我们应该承担起某种责任，去质疑一切‘躲猫猫’背后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