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沙背后的“大师解决法”
文怀沙是何时戴上“国学大师”这顶高帽的，恐怕李辉先生现在也未弄清楚。获得“大师”称谓，除了文怀沙自己的努力与汗水外，还有一股力量，把他推上“国学大师”宝座，这就是消费“大师”的需求，是一股水滴石穿的“市场力量”。
大师是一种权威，有了大师，目的是搬出大师，以便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有一段时间，国内有一种不好的风气，有些人做了坏事就往河南人身上推。文怀沙到郑州演讲，宣示了一些“黄河是母亲河，中原文化就是母亲文化”，“骂河南就是骂自己的亲娘，而骂亲娘的人就是坏孩子”之类的高见，当地媒体即对他进行整版专访，见报标题就叫《国学大师文怀沙郑州演讲称骂河南就是骂娘》。人们在想象：大师出列，即可“横扫千军如卷席”。
我们现在是一个转型社会，经常会碰到一些问题，一时找不到解决之道，会有一种无力感。但我们也不想进行独立思考，探究问题的来龙去脉，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独立思考，公开讨论，理性探求，我们还比较缺乏这类习惯。这时候，有大师出列，自怀中取出定论，授以所谓锦囊妙计，使十年痼疾霍然而愈，可谓“一师定乾坤”，可谓省事省力。至于大师有多大说服力，也许别人未必真信服，但有人信服了，就可以把问题放下，算是达到目的了。
这几年，呼唤大师的声音不绝于耳，人们尤其呼唤“国学大师”。我们渴求国学大师，大概是因为这些年关于国学的争论很多，需要大师做出裁决、消除疑惑、指明方向。“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本是极大无边的空话大话，可是谁家挂这么两句文字，就被认定为“国学大师”。以前，我们有很多这类“国学大师”，现在大师凋零，未免让我们和时代感到落寞。在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呼唤表示一种绝望，意味着有人等待着精神救援。
于是大师的供给应运而生，而且日渐兴旺起来，研究中国文史哲的人，年纪一大，把握机会说几句话，就有可能晋封大师。给某人戴上“国学大师”的高帽，报纸就可以推出整版专访报道，抓住了一事一地的话语权；记者完成了工作量，拿到了计件稿酬和奖金。文怀沙有了“国学大师”的名头之后，他的某些胡说八道就成了“妙语连珠”，成了金玉良言，成了中国人生存的文化语境。
“国学大师”成了一桩买卖，你给我大师名头，我给你报道事由；我给你大师高帽，你就要向读者和观众说点什么。文怀沙在郑州演讲后，当地媒体津津乐道，文大师有这么一种观点：中国人和人对骂时喜欢“骂娘”，以后和人对骂的时候，应该来一句“你爸爸的”。在凤凰卫视，其人居然神侃：“小流氓叫耍流氓，大流氓不叫耍流氓，到了皇帝那叫临幸。”而主持人也要求观众放下自己，“任凭他带着你云里雾里地去作逍遥游”。也就是，你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就只好闷在自己的肚子里。
这确实可以算一种“大师解决法”，但它只是“解决”了读者和观众，“解决”了市场，“解决”了话语权，而压根儿没解决真问题。这类格调低下的“大师”，居然要带领大家“去作逍遥游”，他们到底是要游向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