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平均受贿”于反腐何益
如此平均的结果，跟“平均工资”、“平均收入”、“人均储蓄”一样，是颇具戏剧效果的。计算“平均受贿”，对于巨贪来说，倒可以减轻舆论压力，使心情放轻松一些。但那些只贪了几万元的人，可能要心理不平衡了，搞了半天，自己离平均水平还那么远。又一种不公正感产生了。
从正面看，计算“平均工资”、“平均收入”、“人均储蓄”，大概是要描述一种“总体发展水平”，以便于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政策。平均数也是一个参照系，供人们自我定位，如果自己接近“平均收入”、“人均储蓄”，就可以安慰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发达国家，国民收入差距较小，公布一个“人均国民收入”，可以稳定相当一部分人的情绪。如此看来，“人均国民收入”乃国民应知须知，甚至可以算是政府必须公开的信息。
中国有特殊性，公布“平均工资”、“工资人均增长率”、“人均储蓄”之类，往往不是稳定了多数人的情绪，而是让很多人产生了被剥夺感。至于“平均受贿”，到底是令小贪大喊不公，还是给大贪以喘息机会，我们姑且不去理会他们的反应。说“平均受贿”值刺激了小贪，使他们有了“长大”的紧迫感，这大概也是耸人听闻。可以设想，“平均受贿”值有助于我们评估贪污腐败的状况，从而对症下药。
但反腐就是反腐，并不是非得有贪官占了太阳月亮才反腐，而是因为我们反对任何腐败。上世纪50年代初，天津揪出了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现在有人回忆说，当年很多干部已开始吃拿圈占，事实上并无“百官共廉”的理想图景。但当时由执法机构揪出来的，只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算是“极个别现象”了。倒可以以情况不普遍、不典型为由，不承认腐败，不反腐败。但当时的政治领袖窥二人而知腐败的存在，很快就把反腐提上了议事日程。
现在要将腐败“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求得一个平均值。按个中逻辑，小腐败没代表性，大腐败也没代表性，都不在研究讨论的范畴。现在是要针对一种平均水平的腐败，来制定治疗方案，生产相关药物。
有没有一个受贿数精确到小数点后4位数的贪官呢？恐怕没有。平均之后，问题不再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是变成了“代数问题”。如果对症下药非要对“平均受贿”的症，那就只能请人用计算机模拟一个“平均受贿”的腐败典型了。奈何放下活生生的腐败分子，非要弄出一个模拟贪官，而求治法？
这多半不是真心求治法，而是玩数字游戏，存心要用数字催眠自己。调查统计说，“在100个有效样本中，部级官员为3人,局级干部为35人,处级干部有62人”，分析结论是“处局级干部犯罪仍然高发”。好像是说，部级官员还算清廉，而处局级干部问题很大。但按照官员的金字塔结构，贪官结构“均衡”得可以，难道是要100个贪官部级占62席，你才看得出部级干部的问题来吗？由于数字化，腐败的真相被扭曲了，被遮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