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助推中国站上发展新起点
受严峻的经济形势影响，在中国经济体系中扮演特殊角色的广东，有一些企业已被挤到生存底线。甚至有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两年，珠三角“经济衰退期还会持续”。
然而，广东的企业家们并未因此变得格外保守，“洗牌”和“机遇”，成为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如何“在冬天为春天布局”？如何在危机和低谷中“引爆”企业创新？如何把钱投向新兴行业从而为下一轮经济复苏埋下伏笔……这是他们现在最关注的问题。
研祥公司是深圳的“名片企业”，是中国最大的特种计算机制造商。2008年，珠三角不少外向型中小企业“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而研祥公司的增长率超过了100％。“他们‘过冬’，我们‘冬泳’。”这是研祥公司董事长陈志列的口头禅。当很多本土企业备受煎熬时，研祥却发现了危机中“超越与颠覆”的良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深圳的许多企业就开始觉醒，启动经济“转型”之路。“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十几年扎根经营，在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大浪中，它们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深圳现象”浓缩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经验。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它是否还能为中国经济从金融危机肆虐的冬天中突围并崛起提供路径、指南？
“火烧经济”烧疼了谁
肇始于美国的金融风暴，蔓延全球并制造了无数灾难之后有了个新名字——“火烧经济”。
金融、保险、房地产是重灾区，这三个行业英文字头依次为F、I、RE，合在一起，正好是个“火”（Fire）字。这场唤起了老年人关于1929年悲惨记忆的大危机，算是有了一个比“大萧条”、“泡沫经济”更响亮的名字。
“火苗”最先从华尔街金融创新的“魔盒”中点燃，在烧掉若干对冲基金、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及房贷公司的账本和账房之后，火势依旧不减，不但迅速蔓延到美国的钢铁、汽车等实体经济领域，还“烧”向全世界。
“美国的金融风暴起源于‘资本贪婪的不变本性’和‘金融创新过度、制度设计缺陷及政府监管的盲区’。”经济学家华生对华尔街的批评温文尔雅。
美国金融学家迈克尔·赫德森的批评就更犀利些：“金融部门、地产部门更多的是寄生虫，而不从事实际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他认为，华尔街的经济模式，最终会让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给劳工造成沉重的债务和失业，这将是一条真正的“通往奴役之路”。
如果说美国虚拟经济泡沫崩溃仅仅是“纸面财富”损失，在大洋彼岸的中国，那些靠海外订单生存的企业，损失的就是实实在在的饭碗了。
中国青年报记者春节后在珠三角调查得到的印象是，订单式生产的“依附型”企业，绝大多数都被挤到了生存的底线上。这些企业一边压缩减产，一边减薪裁员。而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一旦减员，需要重新就业的人员数量会相当庞大，沿海地区就业压力陡然加大。
在某些典型外向型产业聚集市镇，以前终日货车川流不息、夜间灯光亮如白昼、机器声轰鸣的“世界工厂”景象已荡然无存，整个场景显得格外萧条。
广东省一组就业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后970万名外省农民工南下广东，其中260万左右的人没有明确的就业岗位，远超往年同期。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广东省第一季度就业需求预测只有190万人，供过于求，缺口巨大。
具体而言，单纯的加工出口型企业受金融风暴影响较大，而内销型企业和服务业受影响的程度则较浅。尤其是那些真正拥有自主技术、自主品牌和稳固渠道的优质企业，不但能够“活下来”，还能在危局中看到更多“做大”的机会。
当地企业总结道：外销赚的是“快钱”和“容易钱”，但利润微薄，能有6％~8％就相当不错。而且，由于缺乏自主性，外销企业之间互相杀价的现象愈演愈烈，这更进一步压缩了利润。
在开放中把握自己的命运
习惯了赚“快钱”的企业，要转向内销就会遇到很多“路径依赖”的障碍。从产品研发、设计，到市场营销网络、销售渠道建立和品牌推广，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很难迅速适应。
今年以来，金融危机还在恶化，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又至。日前，美国参议院提出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把“只用本国货”写成了白纸黑字。对此，舆论一片哗然。
虽然从理性看，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孤立主义泛滥，一定会对世界经济形势雪上加霜，但自由贸易全球竞争的现实逻辑却不会轻易改变。
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胡佛政府为保护国内工业不受大量进口商品冲击，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对两万余种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它所带来的不是工业复兴，而是愤怒的报复。以邻为壑的政策使全球贸易几乎中止，美国经济由此下降了三分之二。
从二战到冷战结束，作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美国又一次“变脸”，成为自由贸易的“急先锋”。只要各国开放市场，美国就把一切廉价要素整合进跨国公司主导的分工链条中：低端的提供资源、劳力，中高端的钻研技术、搞设计、建渠道，而最顶端是华尔街，负责玩金融。地位由低到高，利润分成也一样。
而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通过30年改革开放，以廉价劳动力和完整的工业基础这两个“比较优势”，顺利抢占先机，融入世界经济。加入WTO，意味着这种“外向型经济”体制在中国全面建立。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损失明显暴露出“中国经济对外需的过度依赖”。经济学家华生举例称，目前日本的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不过是28％左右，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大国，对外依存度比日本还要高出一倍多，在前几年就达到了66％。
然而，“外向型经济”却面临滑向“依附型经济”深渊的危险。如果说，前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果，后者就成了对这一成果的讽刺。
在深圳，这次危机中最先倒掉的，大多是些对外依赖性强的中小企业，他们一没技术，二没品牌，三无渠道。身处跨国竞争一线的研祥公司对此深有体会。总经理孙伟说，危机带给深圳企业许多经验和教训。
经验是：多亏了深圳企业转型早，亚洲金融危机后就下定决心搞自主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发展自主品牌，“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教训是：国内市场“太金贵了”，它是企业的生存之根，尤其在外部需求紧缩的时刻，国内市场更是本土企业能够腾挪周转的根据地。因此，在自主创新的征程中，本土市场是有效支撑中国企业做大做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绝不能轻言放弃。
人大代表韩德云到深圳调研后说，从引进产品、引进技术，到引进观念、引进能力，中国企业一步步摸爬滚打，总算摸清了正确的道路——
心甘情愿给跨国公司打工，利润都让别人拿去，自己仅仅维持温饱，还被扣上“低价倾销”的帽子，一旦危机到来，自己却最先被牺牲掉。这种“惨痛的经验”，不得不让中国企业擦亮眼睛。中国企业家们终于懂得：“要开放，更要在开放中把握自己的命运。”
中国信心从哪里来
在深圳乃至全国，一个拥有高度自信、同时又审慎、聪明的“技术派企业家”群体正在快速崛起。即便金融海啸仍在肆虐，在自主创新战略的引领下，他们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再到“中国创造”。正在逐渐扭转“MADEINCHINA”（中国制造）廉价、粗加工、缺少附加值的形象。
这个新兴群体分布在不同的行业，却拥有共同的精神气质：他们专注，在某个细分的制造行业中，渗透了所有的技术细节，并执著于成为专业能手；他们勇于超越，打破了专业技术门槛，在思想上没有包袱，在创新之路上不会自捆手脚；他们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极度渴望在全球市场的竞技台上展示中国人的智慧和能力。
这是一群觉醒的企业家。只要领悟了全球经济竞争的游戏规则，他们就有勇气也有能力，去向最厉害的对手挑战、过招。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敌人不是遭遇挫折，而是停滞不前。
中国的信心不止来源于这些生力军，更来源于新中国成立60年、改革开放30年积累的精神资源。
华生说：“既拒绝固守传统模式，守旧倒退，又拒绝简单以西方模式为样板，全面移植拷贝，沦为别人的跟差；而坚持从国情和民族利益出发，既学习、模仿和借鉴，又自主创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这是贯穿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一条主线。”
这样看来，眼下的世界金融危机，给了不断改革的中国一次“绝好的学习机会”。
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由于中央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及时出笼，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1月各项经济指标已有所改善。
全国人大代表王元成考察完深圳企业，说出两个字——“震撼”。在这位农民工出身的人大代表眼里，像研祥这种中国本土自主型企业如能快速成长，对中国经济的引领作用将不可限量。
中国历次改革的动力和契机，都源于外部或内部的某次危机。危机的压迫与促动，是国家前进和民族进步的助推器和加速器。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中国人不相信预言。因为预言不会自我实现。面对危机，中国企业家只有信念坚定、步调一致地行动，才会最终改变中国和世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