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指望豁免期能诱引官员自报贪贿
设“豁免期”或“缓冲期”激励官员主动交代问题，是我们腐败治理中的常用手段。比如2005年，有关部门为遏制煤矿企业中愈演愈烈的官股，要求官员在一定期限内主动退股可免追究；去年，卫生部查处医药界商业贿赂时，也设置了专用账户鼓励医生主动上缴回扣和红包——宽容一时的财迷心窍，给失足者以改正机会，以“豁免期”给官员施加精神压力诱其主动交赃，这种手段看似很人性化和有诱惑力，其实不然。
先看先行一步的新疆阿勒泰官员财产申报制的实践。阿勒泰版的财产申报制也为官员设置了“豁免期”：规定申报对象在一定期限内主动上缴者将免予处分，并建议司法机关免究其刑事责任。可这种“豁免期”起到了多大的施压、震慑和诱导效果呢？阿勒泰纪委对外公布的数据称：近半年时间内，地区纪检委已收到申报对象上缴款物价值76万余元，其中单笔数额最大上缴款10万余元，单笔财物价值最大的为26万元。
收回76万余元，看起来“豁免期”对官员还是有诱导作用的——可最大的一笔不过10万余元，媒体曝光的那些大贪小贪，其中有几个受贿少于10万元的？哪个受贿不是动辄百万元、甚至千万元以上？区区76万元，可能不过是个别极胆小者的主动上缴，或是个别贪官对申报制度的试探性之举——如果谁真的因瞒报而受严惩，他们会继续上缴更多；如果只是空口恐吓，他们才不会上缴。
阿勒泰的申报也显示，那么多份财产申报表，“接受现金、有价证券、贵重礼品情况”一栏，官员全选择了填“无”。在那些贪官看来，“查不出来”的预期，远高于“查出来从重处理”对其产生的精神压力，逮住了算自己倒霉、逮不住才是常态，“豁免期”对他们根本没有诱惑力。
反腐败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监管部门加大对权力的监管，提高发现腐败、查处腐败的能力，让官员产生“腐败必被抓”的畏惧感，而不是像如今许多腐败案的曝光那样极具偶然性——要么是贪官家中的劣质水管偶然“漏”出腐败，要么是情妇反目曝出腐败，还有什么小偷偷出腐败、大火烧出腐败、搬家搬出腐败等。反腐乏力的现实下，腐败隐藏得好的，可以无限期地“豁免”下去，“3年豁免期”对他们有什么诱惑力？
在反腐乏力的现实下，通过“3年豁免期”来诱导官员自报不法财产，不仅起不到施压和诱导作用，反而是在通过降低反腐底线向贪官示弱。按法律规定，贪污受贿是要受到严惩的，而财产申报却设置了3年豁免期，规定“主动上缴可免责”，这等于是在向贪官暗示：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发现你的问题，请主动交代吧。许多官员一定会想：如果监管部门能够掌握我的腐败线索，能及时监控到官员有没有收受贿赂，为什么多此一举地留3年缓冲期，降低法律底线、鼓励官员自己主动上缴？3年豁免期正暴露了反腐者的无能和无奈，何必冒着风险自投罗网？
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常玩的躲猫猫游戏（或曰瞎子摸鱼），寻人者找不到人时经常会忽悠：别躲了，我看到你躲哪里了，自己出来吧——其实越是这样叫，越是向躲藏者传递了一个信息：根本不知道你藏哪里。3年的豁免期大致也只是如此。官员财产申报制就是要敦促官员诚实申报财产，不必自降底线，不必为减少阻力而作过多退让和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