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人对刘兴土的“回应”作出回应
本报记者 彭冰
3月2日，本报刊登了《六教授联名投诉一工程院院士“抄袭剽窃”》的报道。在报道中，刘兴土院士就相关投诉问题作了解释。报道刊发当天，几位举报人也对刘兴土院士的“回应”作出回应。
几位举报人指出，出版界和学术界公认的惯例是，如果编一部科普读物或教材，“文中不标出处，文后列出文献”的做法一般是允许的；但主编或编著一部学术著作，必须在引文处标明出处。“至于出版存在抄袭问题的著作，只能追究出版社审查不严之责，抄袭等问题还是要文责自负，不能以出版社当挡箭牌。”
东北地理所的几位投诉人告诉记者，即便马学慧与夏玉梅同在一个课题组工作，对于该课题组的内部报告，马学慧也仅有权发表其中属于自己的成果，无权擅自发表报告中属于其他成员的主体研究成果。
“你做了课题组工作中的一部分，就可以把整个课题组成果都拿去用？我所关于资料共享的规章制度，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因为这与《著作权法》相违背。”几位投诉人说。
他们指出，《著作权》法规定，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作者均依法享有著作权。著作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等，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
几位举报人还指出，沼泽发育多模式理论是黄锡畴先生在他的一篇英文论文中提出的。马学慧发表于1982年《地理科学》2卷2期的文章，在论述沼泽发育多模式时，标注了文献注解［5］，而这个对应的参考文献，正是黄先生的英文论文。因此，马学慧并非该理论的首创者。
“黄锡畴首次提出并论证了沼泽发育多模式理论，作为一个单位的同事，刘兴土对此应当一清二楚。”举报人认为，刘书在文中文后均不提黄先生的文献，是不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