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看守所与公安机关分离
3月3日，天安门广场，一位委员手中拿着大会发放的国歌歌单。今年全国“两会”采纳了代表、委员的建议，大会改“奏国歌”为“唱国歌”。
本报记者 陈剑摄
云南晋宁“躲猫猫”事件真相大白后，一些两会代表委员纷纷建言进行司法体制改革，让看守所“侦押分离”，使看守所与公安机关分离开来，成为一个专门履行羁押职能的中立机构。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表示，从“躲猫猫”事件可以看出，要想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就必须实现司法权限的合理配置，实现侦押分离。“现在我们实行的是侦押一统的形式，这样不仅会削弱对公安局权力的约束，对嫌疑人的保护也不易实现。”
侯欣一认为，看守所归公安部门管理，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不顺和不合理，比如超期羁押、刑讯逼供、律师会见被告难、限制条件多等，问题屡屡难以理清楚。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就多次深受会见被告难之苦。2006年4月,他曾接受因涉嫌涉黑而被某省公安机关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任世伟家人委托，为任世伟提供法律帮助，结果，他前后去羁押地9趟，才终于见上了犯罪嫌疑人任世伟。
“从2006年6月30日提出会见申请，一直到2007年1月，该公安系统都没有安排我会见犯罪嫌疑人，直到2007年3月23日,他们才终于接受了我的申请。”周泽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会见前，专案组工作人员还专门向他交待，会见时间是30分钟，他们要派人在场，而且不准谈案情，否则将中止会见。
“我当即表示，案件已经由公安机关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专案组对律师会见派人在场是违法的。”周泽说，但该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是奉命行事，如果不接受条件，就不能会见。无奈之下，周泽只好与同行的另一位律师接受了多名警察“陪同”下的会见。即使这样，在30分钟的会见时间里，“陪同”人员还先后两次以提及了案情为由中止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谈话。
“如果看守所能分离出来，我相信，至少律师会见权的实现不会那么困难”。周泽说，而且，在任世伟的相关联案件中，有两个犯罪嫌疑人死在了看守所，“这无疑难以使公安机关摆脱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嫌疑，如果分开，公安机关就不至于被怀疑了。”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秦希燕也认为，看守所的中立应该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
但他同时认为，在当前，也要注意加强对看守所的管理。因为在这些事件中，看守机关应该承担管理责任，而每个看守所都有检察机关派驻的人员负有监督责任，因此，出了问题，检察机关的责任也不可推卸。
侯欣一说，现在有的看守所关押的人数太多，监控系统设备不到位，这样监督权限不到位，如果执法部门能秉公执法，对那些不该关押的嫌疑人尽量少关押，关押手段的使用不要像现在这样频繁，从制度机制上进行配套，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侯欣一说，据他了解，在多数法治国家，看守所与警察机构相分离是当然的制度选择。他认为，看守所的中立，对于解决经费来源的困扰、管辖中的体制改革、管理中的效益等都大有裨益，也符合法律上的统一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迫切需要看守所的中立。”
据报道，2008年年底，《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这意味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启动。其中，有多位起草司法改革方案的学者提到，对看守所管理制度将进行大调整，将看守所的管理移交到司法部（局）体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