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劳资双方利益，才能确保经济增长
去年我两次到浙江，在所到之处都听到民营企业家叹苦经，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劳动合同法》给他们带来的困惑。台湾的媒体同行从在广东、江苏投资的台商那里，也听到很多类似的反映。
《劳动合同法》的通过与实施，是中国保护劳工权益的重大举措，其出发点着眼于社会公正，特别是为农民工提供法律保障。这部法律在起草和讨论乃至于表决过程中，都受到海外媒体的关注，即使是一贯对中国事务比较苛刻的一些西方媒体，也都肯定这部法律而不再吹毛求疵。这期间，我了解到香港和台湾的企业家有些担心，我的下意识反应是：资本家肯定不喜欢保护劳工的法律。
现在看来，不能如此简单地看待《劳动合同法》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不宜用劳资对立甚至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神奇发展”（越南学者的用语），形成了中国的“世界加工厂”地位，这是由投资者（包括港台企业家、西方跨国公司以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与大量吃苦耐劳的劳工一同造就的，两者缺一不可；政府的决策以及高效的服务，同样不可或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比拟的。
无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的法律对资方倾斜较多，《劳动合同法》正是为了平衡这种倾斜。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与和谐社会的目标，也要求法律应该同样保护劳工的权益。把握两者之间的平衡，是成功实施《劳动合同法》的关键。所谓成功，就是在保护劳工权益的同时，也要保护资方的合法利益，不能在实施这部法律的时候出现偏差，而这种偏差不仅可能损害资方利益，更可能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
我们从一个细节看《劳动合同法》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劳动合同法》规定，员工在延长工作时间方面，每日不得超过3个小时，每月累计不得超过36个小时。一位香港的人大代表说，事实上很多出口产品都有季节性的需要，在订单高峰期，特别是珠三角的外资工厂，需要加班的时间远高于每月36个小时的规定，厂商和员工都很难按照这个规定执行，加班经常都会超出这个时限。因此，香港的人大代表团准备在本次人大会议对《劳动合同法》提出修改提案，使工厂员工加班的规定更具弹性，以方便企业的运作。一位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在准备好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在广东的一些外资企业产生了副作用，一些不法之徒以贯彻《劳动合同法》为名，煽动工人闹事，值得警惕。他认为内地有些地方政府宣布不再支持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型企业，要求推行“产业结构调整”，“退二进三”。这位委员觉得，政府利用行政手段限令整改和淘汰能耗高、污染严重的企业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但产业升级、更新换代应主要由市场力量来决定，政府如果用行政手段拔苗助长，必将伤害现有企业，还容易导致地方产业“空心化”。
香港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普遍认为，应该加快制订《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细则，应该充分调查本法实施以来出现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再草拟相关的细则并且充分听取企业界与劳工两个方面的意见。金融危机当前，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中国的出口企业普遍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劳动合同法》的修订以及细则的制订，必然有助于企业的经营与正常运作，而这肯定也符合劳工的利益。企业如果倒闭，劳工同样受害，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