撬动户籍坚冰，从外来孩子受教育权开始
“说起户籍制度，我深有体会。”王元成代表回忆，自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上世纪90年代初期，自己的孩子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就花了1万多元买了全家三口人的城镇户口。为什么这样？因为孩子要在城里上学。他刻骨铭心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给孩子填表格，上面填山东省泰安市绵阳县城关镇大屯村”，当时，老师看到表格，恍然大悟地对孩子说：“哟，乡下人啊！”他从老师的话里感觉到，城里人和乡下人确实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当时自己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就拿出了1万元买了城市户口，“就为不让孩子受歧视”。
说这番话时，王元成代表眼里含有泪花。对此，许雷委员也表示“有同感”。
一位专家曾说，户口本身就是人口登记的功能，是附加在户口上的福利把户籍制度搞复杂了，是教育、劳动、计生、卫生、人事等部门，将其管辖下的福利附着在户籍身上，因此，户籍改革，要从剥离户籍的这些福利功能做起。
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后半期,当时，由于“大跃进”以及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等因素，产生了户籍制度，伴随户籍制度而生的，是公安机关掌握的暂住制度、收容遣送制度，以及政府掌控的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等。
“户籍制度的产生，实际上是为了控制人口流动。”王元成代表说，一个农民要离开所在地，要带着介绍信，到另外一个地方，要申报暂住证，没有暂住证，就可能面对被收容遣送。之后，几乎所有部门的管理行为，都依托在公安机关的户籍管制之上了。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计划体制下的布票、粮票、肉票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收容遣送制度直到2003年，被收容者孙志刚死后，才在举国舆论关注下，退出了历史舞台。
时光到了2009年，王元成代表发现，“我有不少亲友在城里打工，他们的孩子就在城里出生，在城里上学，可是快到高考了，却被告知，要回到老家报名参加考试。孩子有很多不理解——怎么我在城市里待了18年，为什么要跑到要坐3天火车的偏远县城考试？！“并且，由于不同省份的教材、教学差异，这项规定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孩子的高考权利。”
对此，许雷委员说：“不能因为我们国家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就影响了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城市建高楼、修公路、修桥梁，哪一样能离开农民工？有的一干就是三五年，他们的孩子到哪上学？哪怕他只在城里干一年，也要让他们的孩子与城市里的孩子享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
然而，当前有一种普遍现象是，教育部门要求就近入学、按户籍辖区管理，但实际上这一举措导致了大量的择校费、借读费的产生。结果，明明教育部门强调不允许收择校费，但这种事情大量存在，造成教育信用缺失。
这几年国家很重视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的问题，特别是这一次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句话让人感动：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到城里，由当地政府承担他的学习，承担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但是，政策出台了，关键是怎么落实实施？”许雷委员说。
面对上面政策，一些地方的学校会表示：行，你是外来农民工的子女，我们不收你学杂费，但学校需要赞助费、捐资助学费。这些数额动辄就是三五万甚至十几万元。“农民工兄弟本来衣食住行都已经比较困难了，孩子上学要拿几万元交所谓的赞助费，这是极大不公平。”
2004年，王元成曾经呼吁我国制定《公平教育促进法》，他在议案中写道，孩子本身没有错，他们不懂什么户籍政策、户籍制度，但为什么同在蓝天下，城里的孩子可以上好的学校，而农民工的孩子只能去打工子弟小学。王元成说，“我担心，孩子从小就感受到这种不公平，会不会在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伤痕和疮疤，这样的影响，会持续几十年难以弥合。”
今年两会前，中国青年报曾发表《孩子在户籍中藩篱中苦苦挣扎》、《教育有公平，户口没意义》等评论。提出，户籍改革纵然千难万难，也不能把问题推到孩子身上，他们的未来也是国家的未来。一个孩子随父母亲来北京生活十几年，但是在参加高考的时候，却被挡在的门外。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有人提出的办法是，义务教育阶段，将全国每一个孩子受教育的经费算好，由中央政府发放教育券，孩子走到哪里，经费跟到哪里。而在高考阶段，取消户籍绑定方式，改为学籍制，有的城市会说，其他地方的孩子都来我这考试怎么办？其实，即便在维持现有高考制度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考生比例来确定高校招生名额，这一问题就迎刃而解。“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公平。”王元成代表说。
最近，国家下发通知，专科以上学历的大学生，到除了几个直辖市以外的城市，公安机关都应该给予办理落户手续。“落户的条件放宽了。过去，专科生落户到省城或者较大的城市，是几乎不可能的事。”王元成说。
王元成、许雷均希望，大城市要有胸怀，应该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包括生活福利、社会保障，进行统一的统筹安排。“下一步，我会多做调研，及时提出议案、建议，让所有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能够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王元成代表与许雷委员相约：“这是我们代表委员应该努力的方向。”
本报北京3月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