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大学生“新上山下乡”
“国家扶持三农,搞新农村建设,资金投下去了,人才也要跟着下去。”她说,钱和人都下去,新农村建设才有了物和人的支持,这对减轻城市就业压力也是个办法。
程惠芳表示,稳定“三农”主要是发展农业,农村的产业化、科技化、现代化,没有高水平人才的“配套”和支撑,不容易实现。“中央财政应拿出钱,一个大学生月工资1000元,一年一万二,地方政府再配套一些,中国有多少个村镇?花不了多少钱!”
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就业,会给予社会保险和岗位补贴。程惠芳认为,这应该是中央传递的一个积极的信号,鼓励和引导大学毕业生去城乡基层就业,大学生应该主动改变就业观念。
她说,当下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有三条路:一是企业要活,给那些吸纳就业的企业一些补助;二是通过研究生扩招暂缓就业;三是到基层去,搞新农村建设。
“大家千万别误解,这可不是从前的‘上山下乡运动’,历史社会条件都不同。”她强调,国家目前要缩小城乡差别,加强城乡互动,年轻人应积极响应。。
她的建议引起浙江团代表们的热议。现场就有人表示怀疑,下乡就业是“两厢情愿的事”,农村能不能接收,大学生自己愿不愿意才是关键所在,不能搞“一窝风”。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奉化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却举双手赞成。“这太好了!我们农村太需要有文化、有志气的年轻人,农村有广阔的天地,现在这句话也不过时。”
两会前夕,这位老村干部来到北京郊区农村交流经验,遇到几位在这里工作三、四年的“大学生村官”,他们已经升任副村长和副书记。“我们村的经验也一样,这两年有十几个大学生村干部工作出色,都‘高升’当了局长、镇长。”傅企平表示,农村是大学生干事业的起点,“只要扎根下去,定会大有作为”。
据了解,浙江宁波已经提出,倡导大学生毕业“先到农村锻炼”,结合当地实际,每个村计划配合两名以上大学生。“我们农村的接待能力没问题,有国家政策支持更好,这是件双赢的事情。”傅企平说。
不过,也有人提出,像浙江这样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农村条件本来就不错,大学生可能还愿意去,而如果放到西部某些偏远地区就不好说了。
在高校工作多年,程惠芳觉得,现在培养出来的人才“规格”趋同,也是造成就业难的症结之一。“部分大学生眼高手低,缺乏对国情社情的了解,如果在基层农村锻炼几年,积累社会经验,今后可能反而更有发展。”
回顾自己当年“上山下乡”的经历,程惠芳表示,她从来没有后悔过,反而认为自己的优点都是那时形成的。“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会特别珍惜机会,特别勤奋。”
“退一步说,这也比毕业就回家,让父母养着好得多吧!”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