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求解自主创新利益困局
3月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厅，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在上海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朱雪芹是全国3名农民工代表之一，她呼吁今后能提高农民工代表的比例。
本报记者 陈剑摄
中国科学院高新技术局局长田静委员至今还在为“汶川速度”感叹。去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地震后，各部门、各单位都在尽力为灾区作贡献，中国科学院也不例外。当时灾区的对外通讯全部中断，中科院利用前期自主研发的“宽带无线移动多媒体技术”，以广播频段为主形成一套宽带无线移动互联网应急通信系统，恢复了北川、平武等重灾区的通讯。
“这在平时是不可想象的”，由于部门利益割据产生的种种矛盾，在特殊时期齐心协力的高效率和自主创新成果，在平时却出不来。一些代表委员都有共同的感受：我国自主创新发展如果能突破种种利益迷局，突破种种政策瓶颈，可以有更快发展速度。
技术落后太受制于人了
国防科工局月球探测工程中心主任胡浩代表，今天向甘肃团的代表们讲述自己工作中碰上的一件特别“撮火”的事情。
那是胡浩代表与同事们在进行月球探测一期工程时，一个关键的部件——满足月球探测需求的CCD（中文翻译为电子耦合组件，它就像传统相机的底片一样，是感应光线的电路装置），因为国内不能生产，必须通过中间商从国外购买。可是这个购买计划总是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比预定的到货日期晚了半年。本来各项实验都应该在预期中顺利进行，却因为这个迟到的CCD而一再拖延，以致影响了工程的进度，很多配套的事情都不能安排，造成了效率低下。
让胡浩代表“撮火”的事不过是中国产业的一个缩影。多年来，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缺失，是我国自主创新要解决的高端问题，严重制约着国内创新活动的展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宝委员与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华委员是同学。前几天，王建华委员遭到了这位老同学的“埋怨”：你们高校为什么不搞数码相机？
张国宝委员的“埋怨”是有原因的：十几年前，全球的数码技术都还处在起步阶段，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专家进行论证，数码技术能否替代胶卷。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国家向以胶卷为基础的摄影装备投资100多亿元。可现今的情况与当初的预测恰恰相反，胶卷行业几乎全军覆没，国外的数码相机占据国内主流市场。国内的摄影装备制造商没有抓住最好的机会。
王建华委员也曾经组织过学校的老师研讨是否要发展数码相机。
但是受当时观念制约，老师们达成共识：大学不应该研究家用的东西。可今天再也没有大学敢小看这个家用的东西：小小数码相机价格等同于一台电视机，更新换代的速度更是远远超过电视机。
DVD同样是大学曾经看不上的家用电器之一。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机器，因为没掌握它的核心技术，尽管中国是DVD激光视盘机生产大国，可是每出口一台价格40美元的视盘机，就要向外国公司交纳专利使用费20美元。
“技术落后太受制于人了！”不止一位代表委员发出这样的感慨。
部门利益影响自主创新推广
田静委员回忆说，去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中科院下属微系统所、声学所、计算所等七八个研究所以及上海睿智、杭州华数、中国卫通、成都建中等来自不同行业的单位，共同完成了“宽带无线移动多媒体技术”系统的应急应用。
与平时不同，在唐家山堰塞湖应急处理的关键时刻，没有人讲价钱，甚至连夜就把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整流变压电源等送到了前线。“大家的觉悟都特别高，我一个晚上打电话用了两块手机电池，就把所有可能用上的电源解决方案全协调到位了。”田静委员说，在平常，因为涉及的部门和单位太多，这套系统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真正用起来。
但危急时刻过后，一切如旧：尽管“宽带无线移动多媒体技术”是很好的三网融合方案，具有很多技术优势，还在救灾中发挥了作用，但灾后的进一步研发和示范应用还是困难重重。
“这几年尽管我们在自主创新上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的成果并不多。究其原因，部门利益影响了自主创新成果的推广。”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委员表示。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华委员也有同样的感慨。他说，我们一旦完成一项意义重大的自主创新，绝对会提高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但是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陷入了重重的利益纠缠之中：应该由谁来投资呢？高校说没有钱，企业说风险大，最后由政府投钱。企业打的算盘是希望不投钱，直接拿来用；大学则说我们干了半天，怎能白给企业？结果形成这样一种情况：企业想占政府的便宜，大学认为企业没有合作的诚意。
兰州大学与中科院兰州分院只隔着一条马路。尽管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但在兰州大学校长周绪红代表看来，两家的差别就只是一条马路而已。不少兰大学子毕业后到马路对面成为骨干，再加上兰州特殊的地理资源优势，双方能干出名堂的都是相近领域的事情。甚至买设备，两家经常同时申请相同的设备。
周绪红代表甚至有一个奇思妙想：在马路上架座桥，把两家合成一家。但是在现行体制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也理解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这种体制就是这样，各个部门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系统。”他经常感到非常惋惜，两家如此类似的单位如果在一起做事，完全可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兰大需要高水平的老师，中科院兰州分院需要后备力量；大学需要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做支撑，科学院又需要发展研究生教育，培养高层次后备人才。西部人才本来就紧张，为什么不能搞个试点，把两家的人才集合起来，形成集聚效应，集中精力搞点大事情？
利益导向关键是追求创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代表曾到韩国出席学术会议，在会议间隙，他走访了浦项科技大学、汉阳大学等3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他惊讶地发现，这3所韩国国内顶尖的理工科大学，都有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半导体工程中心，其档次之高、规模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这是要干什么？”王树国代表非常奇怪。学校领导告诉他，韩国政府希望在半导体的国际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为此，政府出资在3所国内顶尖的理工科高校建立3个中心，研发费用则来自韩国国内大企业的资金。更让王树国代表惊异的是，在与中心的技术人员聊天时，他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个中心成立的目的。
“这与我们用产学研结合的方式进行自主创新的路数看起来很相似，但是又完全不同。”王树国说。国内很多地方在搞产学研结合，但感觉更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学校接到企业的一个项目做了，至于这个项目具体是干什么，学校也不是非常了解，它所负责的就是解决一个零件，做完这个，就去干别的，没有积累。企业解决了自己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学校获得了一项科研成果，但是双方就是一锤子买卖，无论是对企业产业的影响，还是学校在该领域中的积累，都上升不到更高的层面。
“尽管每年产学研合作统计到的经费很多，但是不像韩国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王树国说。韩国的模式给他的最大启示是，政府意志与企业需求，再加上不充分的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机结合。
“他们通过这样一个有效载体，官产学研把利益结合在一起，非常明确地体现国家意志。”王树国说。这里面没有深奥的理论，没有复杂的程序。困扰自己多年的产学研难题迎刃而解：无论是中国的产学研还是韩国的官产学研，合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利益。但是利益不平衡，就容易导致各种问题的产生，反而拖了合作的后腿。韩国的合作也是利益导向，不过这种利益导向的关键是追求创新。小企业要做的是特色，大企业做的是行业。可以通过这个纽带，把大企业和小企业联合起来。
“一个具体的小单位，一个小科研人员，如同分子热运动中的一个分子，自己都不知道最后的方向在哪里。”王建华委员同意王树国代表的观点。他用了一个很学术的比喻：“肯定不是那些政策不对，或者人做得不好，恐怕是体制有问题。导向性让大家按照利益化的路径走。”
田静委员也同意这个观点：部门利益有其合理的成分，市场经济条件下，举国体制也不能不讲利益了。问题是“市场经济也要有计划”，政府必须从顶层、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设计各个部门的角色及其之间平衡关系，在充分发挥和集成各方面优势的同时，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和长远发展。
回国以后，王树国代表就在思考：中国这么多大学，为什么不能学学韩国，也与企业建立这样一个联盟，不正好符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他先拿哈尔滨工业大学做试点，建立科学技术研究院和工业技术研究院。这个新的建制打破学科的界限，成为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平台。航天科技集团闻讯赶来，投入5000万元。双方合作得非常顺利，各取所需。中海油、神华集团、天津滨海新区等纷纷找来要求合作。
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他介绍了学校的经验。他希望更多的大学和研究所，结合自身的特点，与国家的大型企业有机结合，形成产学研联盟。
本报北京3月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