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借钱”过日子更要精打细算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2009年,中国以两个“第一”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第一次公开发行2000亿元地方债券，同时也让今年财政预算赤字创了新中国成立60年新高，达9500亿元。
数额庞大的财政赤字并不是“妖怪”。按照欧盟的通行标准衡量，3％和60％分别被视为赤字率（赤字占GDP比重）和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的警戒线。就9500亿元规模而言，虽然赤字增加较多，但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3％以内，累计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在20％左右。因此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这是我国综合国力可以承受的，总体上也是安全的”。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对记者进一步解释，赤字率3％的安全线其实也只是一个“经验数字”，即使赤字率超过3％，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国情不一样，只要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财力来源充足，就可以承受”。事实上，目前美国的财政赤字率已超过8％。
大量增加的赤字，是中国实施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效益大幅下滑，今年1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降幅达17％；另一方面，从支出角度看，在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指导下，增加政府投资规模，保障和改善民生，都需要财政加大投入力度。“一增一减，财政收支差必定扩大，赤字增加是肯定的。”贾康说。
事实上，中国并非第一次面对赤字财政。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连续7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赤字绝对额最高的是2003年和2004年，达到了3190多亿元；赤字占GDP比重最高的是2002年，也达到过3％。
在贾康看来，地方政府发债这一“新鲜事物”并不“新”。公开发行地方债是“第一次”，而以前各地政府的“隐性债务”也不少，例如以信托公司形式为一些市政建设项目筹措资金等。正是考虑到控制风险，中央财政才以代理方式帮助地方发债。
贾康认为，此外还应注意几点：其一，要有一个合理的认定标准和合理的安排，谁发谁不发要有明确的依据。这中间，要根据各地方需求不同，以及还本付息能力和债券的管理水平，制定一个可靠的方案。其二，由于债券的偿还要3~5年，长期看应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智”，在发放过程中加强监控和信息反馈。
早在两会前就已有地方发债的传闻。国家4万亿元投资规划出台后，中央配套资金仅为1．18万亿元，剩余资金需来源于地方配套和社会资金，由此不少地方政府纷纷加大上报发债的额度。当时有报道称上海和广东申报了500亿元，浙江上报了300亿元，湖北上报150亿元。
不过，记者从两会期间了解到的情况可能远低于预期。比如，北京获准发行56亿元；陕西争取到60亿元；辽宁拟发66亿元地方债券。
据悉，受危机冲击较大的广东省获得110亿元额度，占地方债总数的5％。而此前广东上报了600亿元额度，最后获批的，只有六分之一。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两会上谈到，对于地方能够获得多少地方债券的发行能力，国务院在最终测度、核准地方发债的规模时主要考虑三方面因素：一是地方对于中央重点投资项目的配套金额；二是地方政府对于债券的承载能力；三是地方政府过去的债务情况。
谢旭人还强调，国家要求地方用好2000亿元债券，主要用于中央财政投资地方项目的配套工程，以及民生项目。
各地的具体债券筹资具体用途虽未正式公开，但大多省份都表示将严格遵循国家规定。陕西省副省长赵正永透露，资金主要用来灾后重建和重点项目建设。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财政厅厅长李友志表示，地方债主要用于农业水利建设、洞庭湖治理、病险水库治理、农村人畜饮水安全等方面。另外，湘江流域的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也是重点投入对象。
相对而言，沿海地区对债券的需求似乎更强烈。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妙娟就表示，地方债应大力支持受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最早、最深的地区，比如广东这些沿海地区。
“从未来还贷能力、承受能力、采取一系列措施落实项目等问题上，向投资总量大的地方倾斜，才能产生四两拨千斤或者事半功倍的效果。”她说。
“借钱”过日子，就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工业大学经贸学院院长程惠芳对记者表示，应该尽快出台《地方债券法》，才能有效规范发债用途，以及过程中可能的“腐败”，加大监管力度，控制风险。
本报北京3月8日电
照片：3月8日，全国两会新闻中心，人大代表、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接受记者集体采访。会后，许宗衡刚起身准备离开，记者们就将话筒和录音笔伸了过来。许宗衡表示，深圳去年关闭了903家企业，9万多名工人失业，当地政府正采取积极措施，免费举办培训和劳工招聘等服务，尽力让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本报记者 陈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