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若失 大国难立
今年两会上，总工会界别的张明森委员也在提案中列举了很多企业不诚信的典型案例：“号称几株口服液，大肆做广告忽悠全国人民去喝；广告称多少博士、多少硕士历经多少年搞出的排列好、吸收好、效果好的某钙产品，曾红极一时，后来发现是一个骗局；还有比房子贵的欧典地板，世界最神奇、最高科技的胡师傅铁锅，等等，不胜枚举。”
在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主席白玛看来，诚信的问题远不止于此。他在本次两会提交了《以科学发展观危统领切实加快诚信体系建设》的提案，文中提到：“三鹿奶粉事件、周正龙‘虎照事件’等，无不折射出个别企业、政府部门和公民存在诚信问题。缺乏诚信的危害之大、影响之深，甚至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危机。”
白玛委员在提案中指出：要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胜利，必须把诚信体系建设放在重要战略高度予以重视。
其实，诚信问题也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继续深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要强化市场法治，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依法严惩制假售假、商业欺诈、走私贩私、偷逃骗税、金融证券犯罪和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集中力量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严把市场准入关，加强生产和流通全过程的监管，让人民群众吃上安全、放心的食品。
诚信问题波及社会各界
“诚信是一个社会和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诚信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来自全国总工会的政协委员张明森表示，过去几年里发生的一些不诚信事件至今仍历历在目。
张明森认为，不诚信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企业界，政府不诚信、专家教授不诚信、媒体不诚信、农民不诚信等问题也广泛存在。“拿政府不诚信来说，为什么一条短信可以使四川乃至全国的柑橘产业蒙受巨大的损失？几年前，一条毫无根据的网络留言曾导致海南的香蕉业几乎崩溃，政府使出浑身解数，老百姓就是不相信。为什么？归根结底，老百姓不相信你说的话。”
自2000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起，童石军就一直为推动诚信体系建设而奔走呼吁，被媒体称为“中国诚信第一人”。“10年间，我提了20多个有关诚信建设的提案。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发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具体问题也越来越多。”
童石军认为，这种不诚信随处可见的现象危害极大，不仅会影响消费者信心，还影响了国家形象，“国家没有建立信用评级、信用评估、信用体系，国外就会把我们当成‘没有信用的国家’。”
白玛表示，“对外贸易中，个别企业不顾最基本的商业道德，侵犯境外企业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或加工制造低质伪劣商品，给政府和民族的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外信用体系的建立。”
张明森则认为，这个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国内消费，“以旅游购物为例，购物本来是享受的事情，但是现在却变成了一种智慧的博弈、心理的博弈。旅游商店拿出国家权威机构的认定书、先进的科学仪器，销售人员信誓旦旦，其实都是在做秀、骗人。游客有消费能力，但是不想消费，就是因为商家的诚信出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埋下社会不稳定的隐患，一条短信，一个流言就会引发很大的社会问题，因此，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加快推进社会的诚信建设。”张明森表示。
立法是解决诚信问题的关键
针对严重的信用缺失问题，童石军认为，国家需要建立完善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这个体系是社会资源和制度规则的有机整合，既包括法律的刚性规定和对失信行为的惩罚，也包括柔性的约束——道德规范和信用制度。社会信用体系完善了、有效了，才能保障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有序发展。”
在童石军看来，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应包括4个方面：首先是道德方面，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个人，都普遍缺乏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观念培养，信用失衡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树立诚信意识至关重要。其次是手段方面，要建立一套严格的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记录每个社会成员的信用情况，确保信用信息的完整性。再次是管理方面，“我认为，应组建‘信用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在信用体系建设中采用政府牵头、市场化运作、全民参与的基本模式。”童石军说。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立法，“我国的信用立法严重滞后。强大的国家战略信用资源无法统筹，更难以配置。”
“目前，专门的立法仍是空白。我们应当抓紧制定《社会信用管理条例》并由国务院颁布；在实践中摸索完善后，再制定实施《社会信用管理法》。如果这部法能尽快完成，必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和全社会诚信水平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说到这里，童石军有些无奈地笑了起来，“立法的事情快成老生常谈了。如果立法了，就能在源头上堵住三聚氰胺。没有信用的相关法律，就没有执行的标准；没有标准，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去做。社会的秩序，不能靠领导来抓，法治总比人治更有效果。”
对于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白玛专门提到了政府和公民诚信体系的建设。他认为，政府首先要实行政务公开，“重点推进决策透明、执行透明、结果透明的政府职能运行机制。”
此外，还要加强公民诚信教育。“形成学校教育、单位教育、社区教育、大众教育网络，普及诚信知识，还要建立公民诚信信息数据库。”
民盟湖南省委副主委、省监察厅副厅长李利君认为，建立社会信用数据库迫在眉睫。“开展调研、借鉴国外信用体系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如建立以公民信用保障号码为基础的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数据库和相关制度体系。此举能降低制度建设成本，有效整合信用资源，在有效防范信用造假、惩戒失信行为、防止贪官外逃等方面都有重大的源头治理作用。”
构建诚信体系任重道远
10年来，童石军为推动中国信用体系而奔走，虽有成效，但是远远未达到理想状态。为何诚信体系建设如此之难？
“就是由于造假的成本太低。加快这一体系建设已刻不容缓，这是一个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大事。”李利君表示。
“就拿企业诚信来说，诚信体系的建设会触及某些人，某些领导或者某个地方的经济利益。体系和法律的建立会影响到某些知名企业，直接影响地方税收。”童石军表示。
其实，在没有专门诚信法律的情况下，对企业失信问题，国内依然有法可依：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中均有涉及，刑法更是对诈骗等犯罪课以重刑。
“现在所缺的就是统一的法律。这个问题影响了许多执法工作。”童石军表示，“此外，作为最后一道‘篱笆’，法律在实际中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加大信用执法力度，让不诚信者付出高昂的代价，迫在眉睫。”童石军表示。
童石军很喜欢《管子》中的一句话：“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此话明确地将诚信看作是天下伦理秩序的基础。“在和谐社会中，诚信友爱是基本特征之一。政府作为主导者，也要起一个榜样作用。为政者要正，他自己不正，就不可能取得榜样的作用。”
10年间，童石军的“信用提案”已经推进了信用体系的进步。“当年每年国家因信用问题损失6800多亿元，现在慢慢降到不到2000亿，呈直线下滑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产品少了。10年前的那份提案，推动了市场经济从无序走向有序。这条路虽然漫长，但一定能实现目标。”童石军对未来充满信心。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