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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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催生中国经济战略拐点

本报记者 王磊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3-13    [打印] [关闭]
    全球金融危机显然是2009年中国“两会”的最大热点,几乎所有人都在谈金融危机。在本报与和讯网联合主办的“问路中国经济”两会系列访谈直播现场,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工业大学经贸学院的院长程惠芳,与“环球财经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先生,一起就危机的根源与中国对策进行了深入研讨。

    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上会前不久,程惠芳刚从美国做调研回来。“这次危机对美国人生活影响太大了!我认识很多教授,退休金、养老金都在股票市场上,市场下跌,现在剩下的钱连零头都不到,退休金都没着落了。”她发现,危机前,“在美国,财富就意味着买房子、买股票”,而股票崩盘、房价下跌,好多美国老百姓“都负资产了”。

    向松祚去年年底去纽约开会,感觉酒店、餐馆很萧条。在街上打了辆“黑车”,司机竟然是一位失业的电子工程师,他太太是某大学的教职员工。“纽约按道理来讲是最能抗危机的,但他们也在节衣缩食。”

    系统地研究了美国60年来的经济数据,程惠芳注意到,美国产业结构已经严重失衡。金融、房地产、社会服务业等加起来占美国经济的70%。而汽车、化工、机械、装备等制造业,加在一起才占13%左右。这说明,1980年以来伴随美国制造业不断向国外转移,美国经济就是以房地产、金融和个人消费支撑着。

    由此引发的最大社会矛盾是“两极分化”。玩金融的高管们的年薪成几何基数增长,而在一些传统产业的工作者、一般美国老百姓的收入不增反降。程惠芳的统计发现,美国过去25年,有15年平均工资是负增长。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方面是房地产和金融互动催生了资产泡沫,另一方面是制造业转移,大批工人失业,同时高技术产业比例也下降了7%。实体经济的竞争力越来越小,虚拟经济无限膨胀。一边是用“次贷”刺激消费,鼓励没钱买房的老百姓买房;一边是金融衍生品越玩越大,这样矛盾积累起来,必然爆发危机。

    在向松祚看来,这一轮全球范围巨大的危机,根子还是“美元过度发行”。但他强调,这一次“不是美国一家的危机,是全球化时代第一次真正大的危机,”如果各国不对此有充分共识,就不可能找到真正出路。

    危机给中国带来“战略拐点”

    美国经济去年第四季度按年率负增长6.2%,已经有明显衰退的迹象。依据历史经验程惠芳预测,1932年时大萧条经济负增长达13%。“看来这次危机最糟糕的估计可能达到负10%的增长”。

    而向松祚表示,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将远远超出中国人的估计,“我个人判断有可能到2011年才会出现转折。”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如何应对?

    在浙江,企业在危机中的表现不尽相同。比如娃哈哈等以内销为主的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小。而万向集团做汽车零配件,以外销为主,就比较艰难。据说,万向的掌舵人鲁冠球在危机严重的一段时间,好多天睡不着觉,他对朋友说,做企业35年多了,自以为很成功,可以盖棺定论了,而这次危机到来才发现言之尚早。

    程惠芳认为,两会上透露出的信号很明确,中国政府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振兴十大产业计划等“一揽子计划”,目的是要确保中国实体经济的安全。“我们省的代表讨论,总结一句话,有信心就有思路,有思路就有出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恰恰是美国的教训,让中国发现了危险所在。程惠芳说美国产业失衡至少有两点教训让我们吸取:一个是片面依靠房地产、金融业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2007年上半年中国也出现过这个苗头;另一个,有些区域经济、地方经济过渡依赖房地产拉动经济是不行的,中国还是要加强制造业和实体经济。

    向松祚认为,如果处置得当,中国是最有机会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关键要看,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怎么样把潜在的需求转化为现实的需求,把潜在的消费转化为现实的消费,把潜在的购买力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

    他表示,这次危机发生在改革开放30年,恰恰又是一个“战略拐点”。中国特别需要“四个革命”:

    第一是金融革命。要向美元学习,把人民币逐渐培养成真正的世界货币,从现在开始,中国应努力参与创造和分享国际的一般购买力,就是“人民币尽快国际化”,以人民币为中心尽快建立区域性货币。

    第二是消费革命。加大国内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我们全国70%、80%的人没有享受到金融服务,农村的七八亿人口享受到金融服务非常少。”只有金融市场覆盖到全国,通过金融手段实现信用消费、完善信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国人的消费才能上去,才能构造庞大的内需市场。

    第三是产业革命。允许民营资本和国有企业在公平的条件下竞争,在装备制造业、教育、医疗领域,允许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打造中国的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大企业。

    第四是思想革命。在中国的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应消除“崇洋媚外思想”。“如果中国人提不出一套我们能够解释全球经济、世界经济的思想体系,很多问题就会无解。”向松祚说:“我们应该坐下来,认真系统总结中国30年的经验,这是对世界整个思想文明的巨大贡献。”

    程惠芳也赞同,“必须要总结中国模式、中国的制度管理以及背后蕴含的中国文化,而不是盲目遵循西方标准。”她说,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战略机遇”,将使中国加快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而这里要做的工作很多,比如构建自己的国际生产体系和国际营销网络、经营好中国的品牌。

    最关键的,中国政府要加大对骨干龙头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提升,支持他们加快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两会期间,张德江副总理到浙江代表团做客,专门提出浙江企业要实现“狼变虎”、“鱼变龙”,就是要利用一切机遇,打造中国的跨国企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的角色是‘中流砥柱’”,程惠芳说,这一轮全球范围内的危机,中国能否实现力挽狂澜,对世界起到应该有的作用和贡献还要拭目以待,“我对此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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