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理分科”背后
■兴庭
在《流氓医生》这部电影里，梁朝伟饰演过一位玩世不恭的医生。医生的导师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所有的科学归纳的最高层次都是一样东西，就是哲学。”通过这句话，他告诉人们，无论你的职业是什么，一定要有仁者之心，博大之情。
有人曾说，现在看病是“机器看病，医生打杂”。医院的机器是越来越精密，而“人”变成了冷漠的机器操作者。令人忧心的是，人的这种“工具依附性”不只表现在医学领域。这一切皆源于所谓的“专才教育”，正是文理分科强化了人的这种“工具性”。
马克思有过一句名言：“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不幸的是，我们至今却仍在把人当成某种预期的工具来训练。在文理分科的背景下，当科学家群体和人文学者群体变得相互陌生、互不理解，必将导致“人文学者对科学的傲慢，科学家对人文的无知”。
马克思是伟大的哲学家，但他课余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演算微积分和几何题；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物理学家，但他的小提琴拉得甚至比专业选手还好；还有诸如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苏步青等等，也皆是文理兼容的大师。1948年，梁思成曾做过一个题为“半个人的时代”的讲座。他指出，科技与人文的分离，会导致出现两种畸形人：只懂技术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和不懂科技而奢谈人文的边缘人。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半个人的时代却在盛行，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
在现实中，选择文科还是理科，这是所有高中生都必须面临的选择。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分科无疑决定了一个高中生未来的命运。作为过来人，笔者也曾面临这个“生存还是死亡”的命题，并最终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了文科。现在，作为一名文科类博士生，为了研究之便，尽管恶补了高等数学和高中的物理、化学常识，却仍然觉得书到用时方恨少。文理相通有一个典型例子：熵是物理、化学中的一个用来度量混乱度的单位，可是，随着美国社会学家J·里夫金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出版，“熵”理论如今已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