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科学但见诗
波斯人的名字叫欧玛尔·海亚姆。时至今日，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坛，这个名字甚至可以直接等同于“诗人”两个字。
不过，如果时间回到公元1851年，海亚姆这个名字在阿拉伯世界之外并不为人所知。在他所生存的波斯帝国，海亚姆也仅仅作为一名职业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而闻名。
1073年，海亚姆接到帝国新掌权者的邀请，前往首都伊斯发罕创建天文台。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了3本数学专著。尤其是在第三本专著《还原与对消问题的论证》里，他系统地给出了三次方程的几何解法。这本著作的出炉，则来自法院院长的赞助和支持。
在他自己所创建的天文台里，海亚姆工作了18个年头，他率人编制的天文表，指出了一年内不同时期太阳升落的具体位置。他甚至用5年时间，编制出了比现行的公历更为精确的历法。
在人们今天采用的历法里，每过3300多年就会误差一天；而在海亚姆的历法里，要出现同样的误差，需要过5000年。
彼时天文台里的天文学家，要做的事情可不仅是观测天象编制历法这么简单，他还得奉政府高级官员之命，撰写哲学著作。
只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海亚姆不得不一次次修改自己的内容，以期与官员们的宗教和哲学信仰一致。这种行为，在我们今天看来，多少有些犬儒。然而，在海亚姆自己看来，这只是为了能从官员那里获得一些实质性的支持。
面对同时代学者的迂腐，以及社会环境对学术探讨的遏制，他常常感到不满，并为此痛苦和愤懑。但为了让自己的科学研究能继续下去，在著作出版时，他依旧会在书中对官员们表示敬意。只是当他转身写诗之时，则完全没了撰写哲学著作时的谨慎与矜持。
在诗歌里，天文学家俨然不顾宗教在波斯帝国的生活中是何等重要，大胆否定了“地狱”和“天堂”的存在。这让人们指责他为无神论者，在他的一生中，这曾多次给他带来麻烦。晚年时，为了洗刷人们对他的指控，他甚至去麦加朝觐。
尽管他的科学著作大多来自权势者的直接资助，海亚姆还是在诗歌里对当政权贵和宗教上层人士进行谴责和揭露。与其哲学著作相比，他的诗歌在当时有些命运不济，与主流文化几乎格格不入，被当权者称为“吞噬教义的毒蛇”。
1092年，随着掌权者的离世，继承人撤销了对天文台的所有财政资助。海亚姆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止，历法的改革也半途而废。
在早期著作《代数学》里，他曾经写道：“时局的变乱阻碍着我，我不能集中精力去学习这种‘代数学’……”多年之后，他又遭遇了相似的窘境。
为了说服当权者继续支持科学研究，海亚姆不惜写了一本书，赞扬历朝统治者对历法的改良和支持，企望当朝统治者能有所感触进而仿效先人。无奈他这种含蓄的做法，未能奏效。
失宠的海亚姆，最终黯然离开了伊斯发罕。他终生未娶，既没有子女，也没有遗产。
但他在数学著作中留下的一些论断，欧洲的数学家在600年后才研究出来。遗憾的是，由于他的著作用阿拉伯文写成，一直未能得到广泛传播，如此超前的研究，对此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理论发展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直到1851年，德国数学家弗朗茨·韦普克将《代数学》从阿拉伯文译成法文，海亚姆才为阿拉伯地区以外的世界所知。
8年之后，英国作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把海亚姆的诗歌翻译成英文，并出版发行。欧玛尔·海亚姆这个名字，随着诗集的畅销，风靡西方世界。
诗人的光芒也几乎彻底淹没了他生前职业科学家的身份。虽然在荷兰的莱顿大学，至今仍藏有海亚姆的著作《算术问题》的手稿，但只有封面，内容已遗失。而和他科学家的面目一起模糊的，还有他的生平。
这个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科学、哲学和诗歌财富的人，后人却至今无法考证他的生卒日期。只是在一首诗里，他写到，希望死后被埋葬在北风可以将花瓣吹落到墓碑上的地方。海亚姆的意愿在死后得到了满足，他的学生将其安葬在郊外花园旁边的桃树和梨树下。
这个有着诗一样浪漫归宿的人，或许怎么也不会料到，自己生前作为波斯帝国的科学领军人物之一，身后却作为一名诗人被铭记。尽管他在11世纪提出的大部分数学理论思想，欧洲数学家直到19世纪才独立发现并进一步发展；尽管他在当年奉命所写的哲学著作里，已经提出了与“存在”有关的问题；尽管他甚至还写过一部音乐理论的著作；他那像墓碑上的花瓣一样绚烂的诗歌，差一点彻底掩盖了这一切。
或许值得科学家海亚姆庆幸的是，为了纪念他，1934年，一座高大的陵墓由多个国家集资在他的故乡内沙布尔修建，纪念碑则是一座结构复杂的几何体建筑。这些至少使他的人生，看起来更像是以科学家的身份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