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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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监督盛行源于传统监督失语

本报记者 张伟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3-18    [打印] [关闭]
    在当下的中国,民意除了传统的表达渠道,正获得一个越来越有力的新渠道——网络。

    长久以来,我们为了治疗传统渠道的闭塞和不通而费尽心思,然收效甚微。与此同时,自民间萌生并迅速壮大的互联网,却正在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监督执政者和惩治腐败上,人们已经越来越倚重于它。

    最新的例子发生在湖南,主角是浏阳市广电局的副局长许征。有人在网上贴出他两年前的几张消费账单,账单显示,他频繁出入于洗浴中心等娱乐场所,用公款支付“足浴中心”、“水疗”以及“其他”项目。

    他不得不为此前的行为付出代价,目前被停职,正在接受调查。在传统的监督下,他安然无恙度过两年多,最后被网络揭发,却在一个星期内得到处理,这种对比意味深长,或许能揭示网络为什么正在日益重要。

    许征并不是第一个倒在网络反腐之刃下的官员。面对传统监督体制的低效和不公开,人们逐渐倾向于将举报和抨击诉诸网络。而当为数众多的人都作出同样的选择,便在网络上形成巨大合力。

    近一年以来,网络上掀起反腐和问责的洪流,从深圳海事局党委书记到南京市的某区房管局局长,从公款出游的官员旅游团到公款消费的村主任,每一次揭露都在网上引发激烈的舆论浪潮,并迅速转化为有关部门的问责,其效率之高、速度之快,与传统监督制度的拖延形成鲜明对比。

    而在网络新显现的巨大威力面前,官员们也开始正视它。一方面,有人为因网络而落职的同僚抱屈,认为网络缺少必要的监督和管理,是“网络暴政”,另一方面,他们也主动或被动对与自己有关的网络声音表达回应。在山西省,官员们甚至建立起专门处理网络民意的工作机制——网络获得了许多传统表达方式所无法得到的待遇。

    作为民意的表达渠道,网络使官员们重视乃至畏惧,是令人欣慰的,即使这种重视尚没有完全制度化,发生作用的范围也还受到局限。但作为一种延伸性的反思,我们必须承认,目前的网络反腐盛行乃至网络独大,是生长在传统监督机制堵塞的畸形土壤之上的。我们对此进行反思,不是希望网络监督销声匿迹,而是希望其他监督渠道也能同样活跃。

    对于权力的监督,应该既来自权力本身,又来自权力之外。具体而言,在我们的当前体制中,纪委和司法系统,乃至于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可以作为权力为自身公正而设立的屏障,理应成为反腐的第一道防线。与此同时,外界的监督,尤其是报纸、电视等媒体的监督,同样不可缺失。

    对网络的正确定位,应该是把它作为民间监督的一种新兴方式。它原本并不具有比其他媒体更大的力量。但如今,它成为人们最信赖、最愿意求助的方式,恐怕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是不是其他渠道出了问题。

    简单的否定并不公允,但是我们应该思考:传统的民意表达渠道会不会因为过于严格的层级管理而陷入官僚化?或者会不会因为不够独立而失去效力?传统媒体的监督有没有因为种种原因而减弱威力,甚至已经失去许多人的信任?只有这些传统民意表达渠道的不通畅,才能解释为什么网络监督当下如此盛行,而且一枝独秀。

    网络的力量在于自由表达。对某些多行不义的官员来说,用各种手段腐蚀或压制传统监督渠道,已经成为惯常的选择。不得不承认,许多时候,这些手段起码暂时收到了效果。但面对网络时,他们可能会发现,权力的运作很难有效地阻止不利信息传播——自由和公开,是监督者最有力、腐败者最恐惧的武器,这也许可以为我们进一步修整我们的监督体制,提供借鉴之道。

    一个社会的常态,应该是通过固定和理性的机制,将权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不是发动每一个人,无休止地直接参与政治运动式的反腐和监督。如今,将民意的出口全部寄托在网络上,而不赶紧修复其他渠道,看上去很像是这个社会的集体孤注一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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