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的封建农奴制情结
当年妄图“永远不改”
1959年以前，西藏实行的是延续了千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除了一些别有用心或者对旧西藏一无所知的人把这个“喇嘛王国”描绘、想象成“人间天堂”，所有历史事实和档案文物，所有古今中外学者负责任的论述，都揭示出旧西藏的落后、黑暗、野蛮。比如英国记者埃德蒙·坎德勒（Edwudn Candler）在《拉萨真面目》（The Unveiling of Lhasa）一书中说：“这个地方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M·Goldstein）指出，宗教和寺院集团是“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和“极端保守的势力”。旧西藏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主要首领，同时兼任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达赖喇嘛本人既是这个政教合一制度的总代表，也是最大的农奴主。在民主改革前，十四世达赖喇嘛一家在西藏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6000多名农牧奴，每年在农奴身上榨取的青稞33000多“克”（1“克”相当于14公斤），酥油2500多“克”，藏银200多万两，牛羊300头，氆氇175卷。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手上有黄金16万两，白银9500万两，珠宝玉器2万多件，有各种绸缎、珍贵裘皮衣服1万多件，其中镶有珍珠宝石的斗篷100多件。无怪乎西班牙记者安德烈斯·桑切斯·迪亚斯不无揶揄地说“达赖喇嘛所拥有的奴隶多于他的智慧”。
这样一套制度，在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历史，西藏当然不能自外于人类文明进步潮流。但是考虑到当时西藏社会的特殊情况，中央政府对西藏社会改革问题采取了非常稳慎的方针。1951年，中央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十七条协议”，规定“有关西藏改革的各项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也就是说：西藏社会制度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办法采取上层统治阶级和广大群众协商，中央不包办；什么时候改革，中央不强迫。
中央有关改革问题的方针，已经最大限度地照顾了西藏上层的利益。但是达赖喇嘛一伙人要求的是他们的既得利益永远不受任何触动。签订“十七条协议”的原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据我所知，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上层统治者中确有一部分人死心塌地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害怕民主改革，反对民主改革”，进而“把维护封建农奴制、反对民主改革同西藏独立融为一体”。事实确实如此，从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改与不改问题上，西藏封建农奴主上层反复与中央讨价还价，竭力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和自身特权地位。考虑到他们思想认识转变需要时间，中央采取了耐心等待、教育的办法。1956年8月毛主席给达赖喇嘛写信，告诉他“现在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达赖喇嘛当年底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活动，一度想滞留不归，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总理三次找他谈话，转达毛主席的意见，西藏未来6年不改革，6年以后改不改，还是由达赖喇嘛决定。
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封建农奴主上层为了“永远不改”，最终不惜发动武装叛乱，图谋从中国分裂出去。1957年7月，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达赖喇嘛接受叛乱组织“四水六岗”敬献的“金宝座”，并向在场的500名代表回赠礼品、挂哈达，极大鼓舞了叛乱活动。达赖喇嘛身边的人积极参与各种阴谋活动，他的三哥洛桑三旦明确要求江达地区头人齐美贡布发动叛乱，说“这是达赖喇嘛的指令”。正是在达赖喇嘛的支持、庇护下，1959年3月10日，西藏封建农奴主上层顽固势力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
顺便说一句，这场叛乱并不是达赖喇嘛宣扬的所谓“和平起义”。3月10日当天叛乱分子就打死爱国藏族人士索朗降措，随后向驻藏部队、机关发起武装进攻。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交待，“甚至我的私人厨子也扛着一具火箭炮”。
至今仍然美化旧西藏社会政治制度
达赖喇嘛出逃后，生存成了第一位的问题。要让被裹胁出去的藏民继续拥护他的封建农奴制度，服服帖帖跟他走；又要让西方人觉得他领导下的旧西藏是人类社会最后的“香格里拉”，痛痛快快地给钱，方法只能是说谎了。早在1964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就在达兰萨拉向境外藏胞“描绘”说，“实现西藏独立的原则，是政教合一的自由独立，这样今生和来世都有了寄托。我们大家共同享用政教合一的生活，很有必要”。针对有些人对“政教合一”的前景产生怀疑，1965年3月10日他又说，“有些人以为法和世道不能同时并进，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政教合一是可以办得到的”。1993年，达赖集团炮制出所谓《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的文件，称“过去的西藏社会绝不是中国所说的那样极端残酷与黑暗”，“社会制度的宽松可以与当时亚洲大部分地区相媲美”。到1998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对一个名为“茉莉”的人谈话时，对旧西藏的美化又上到一个新台阶，“虽然旧西藏社会是落后的，但是绝不像中国共产党所说的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绝对不是这样。在旧西藏社会中生长的人，绝对是充满快乐的、笑眯眯的。从总的来说，旧西藏的制度是比较好的，其中有一些仁慈、以善待人的观念，与中国和印度其他国家，特别是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相比好多了。”到了今年，达赖喇嘛在3月10日声明中，干脆直接把1959年前他领导的西藏说成是“自由的西藏”，好像就根本没有过什么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这回事。
达赖喇嘛这种态度并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他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就是建立在这一制度上的。在达赖喇嘛看来，一直沿用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中对农奴剜目、残肢、抽筋、投崖、溺水等酷刑，“为了给达赖喇嘛念经祝寿，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张”等血淋淋的命令，只要编织在宗教特权的神圣色彩之中，就都是“仁慈、以善待人”的。换句话说，如果有朝一日达赖喇嘛在西藏重执政教大权，他将理所当然地“充满快乐的、笑眯眯的”把这一套重加到西藏人民头上！
还在做着复辟政教合一的迷梦
从出逃至今，达赖喇嘛一直苦心经营着他领导的流亡“小朝廷”，当然也需要“化妆”一下，化妆品就是“民主”。而由一个代表封建农奴制的政教合一的流亡团体搞出来的“民主”，不能不在世人面前显得十分古怪。
民主是属于达赖喇嘛一个人的。1963年,达赖喇嘛领导制定了所谓《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其中规定“西藏政府的主要职权由达赖喇嘛负责”。1991年又制定《流亡藏人宪章》，再次重申“政府的一切权力都属于至尊的达赖喇嘛”，“政府的一切只能以达赖喇嘛的名义进行”。1992年达赖喇嘛又亲自撰文说：未来“西藏恢复自由后”他要交出权力，这样就有一个过渡期，“过渡总统”的产生有两个办法：其一由藏人代表选出不超过7个候选人，“由我指定一人为临时政府总统”；其二“如这样的选举方式出现不妥，则直接由我指定一人为临时总统”。总而言之，选不选举、过不过渡、交不交权，一切终归听达赖喇嘛的，这不能不算作达赖喇嘛对人类民主事业的一大“贡献”。
政教合一是不能放弃的。《流亡藏人宪章》明确规定未来西藏实行“政教结合”制度。去年达赖集团专门开了一个讨论未来前途的“特别大会”，“一致认为达赖喇嘛是境内外西藏人民的最高政教领袖”，“全体藏人一致尊重和支持达赖喇嘛在任何时候做出的任何决定”。此外，在这个“流亡政府”中，作为行政领导人的桑东是活佛，“议会”中设有10个固定的各宗教教派代表席位。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政府”动不动就要操办各种名目的法会，特别是给达赖喇嘛祈福的法会屡办不烦，今年3月7日开始又大办了5天。桑东早在1996年《西藏未来蓝图》中对这个“政府”的职能作过一番勾画：“将成立一个享有宪法权力的‘宗教事务委员会’，达赖喇嘛将是这个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每位年满18岁的信教者将依法不定期交付‘宗教税’。政府根据信教的基本人数给予财政支持”。今年3月桑东又在“宗教领袖会议”上说：“历数过去50年西藏流亡社会的成就，最重要一点就是为藏传佛教和苯教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突出贡献。藏民族的政治离不开宗教的支持，政治自治只是我们发扬藏传佛教的一个条件”。笔者提醒读者注意一个细节：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英文全称是“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lLama”，即“神圣的达赖喇嘛的西藏中央政府”。达赖喇嘛的民主是什么货色，难道还不清楚吗？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为废除美国奴隶制度、维护国家统一不惜一战的林肯总统说的一句话，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某些人，但你绝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人。达赖喇嘛那一伙人的把戏一点就透，还指望“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人”，可谓期望值过高。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