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呼吁取消大学行政级别
3月7日，本报曾报道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冬玉呼吁“改变高校管理行政化现状”，邵鸿对此高度认同。邵鸿批评说，近年来，不少大学先后成为“副部级大学”，其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副部长级干部。大学的行政级别是政府行政化管理高校的重要标志，无论这一做法的出发点如何，客观上都强化了高校的官本位意识，严重制约了大学的改革和发展。
同时，邵鸿认为，政府部门通过招生计划、教学科研项目、学位点及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基地等名目繁多的建设工程立项审批以及评估、评奖等手段，使政府行政力量介入大学管理的各个方面，加大了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和大学对政府的依赖。
九三学社最近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2.6％的受访者认为，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这表明，《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等职能，基本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学术委员会权力被虚化。”邵鸿说。
“大学行政化程度愈来愈深，事实上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否定了老师和学术的主体地位，不仅使大学按照教学科研规律自主办学和管理创新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使真正追求教育工作和学术创新的人才在大学中不断边缘化。”
邵鸿说，改变高校行政化趋向，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他建议，及时修订《高教法》有关内容，并制定配套的相关条例或实施细则，切实保障大学自主权的落实。淡化行政权力对高等院校的约束和干预，切实扩大高校自主权，减少项目审批式的资源分配方式，增加按照学校规模和性质确定的财政拨款基数，为高校自主办学创造条件。明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使其回归学术本位。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探索建立新的机制，民主遴选大学校长。制定《高等院校学术委员会条例》，明确学术委员会职责和议事规则，完善学术委员会在学校重大事务决策中的辅助决策机制。制定《高等院校信息公开条例》，加大信息公开力度。高校应及时将学校基本工作情况和有关信息公布，接受师生员工和社会监督，防止出现教育腐败现象，促进高校民主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