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创新的动力
毕：这套书的主编是向继东。他的本职工作是湖南省政协《湘声报》的副刊编辑，不是职业的史学工作者，却对史学读物的革新情有独钟。他还在筹划“新史学丛书”的第二批。官办的学术机构缺少创新动力，民间只好以社会方式推动史学的创新，不知这算不算“礼失求诸野”？
梁：“新史学”的说法让人想到梁启超。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发动史学革命，转眼已是百年。中国史学经历几波几折，现在恐怕又到了一个创新的当口。史学的创新，最重要的是真相的还原。研究现代史之所以难，在于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政治斗争空前激烈，谁掌握政治权力，都想按照自己的需要书写历史。掌权者喜欢谎言，谎言就能大行其道。掌权者害怕真相，真相就会束之高阁。因而良史的言说自由受到太多的限制。一旦到了良史说话的时代，“新史学”就出来了。
毕：当下的中国，多数史学读物还是陈陈相因，有新意的实在不多。不久前，我读到余汝信一篇文章，批评史云、李丹慧的新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是“新瓶装旧酒”，史云写文章回应，说他的本意恰恰是想“旧瓶装新酒”，哪怕是一点新酒。今天不可能专门讨论这本书到底算新瓶还是新酒，他们提出的“瓶”和“酒”的关系，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史学如何创新的视角。我想，“瓶”就是历史观，“酒”就是史料、史实。不妨把当下中国的史学读物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旧瓶装旧酒，第二种是新瓶装旧酒，第三种是旧瓶装新酒，第四种是新瓶装新酒。
梁：旧瓶装旧酒当然最常见。这不只是因为出版审查严格，而且旧瓶装旧酒比较容易。按照官方已有的结论，照搬照抄，又安全，又省事。多数作者和多数出版机构，都知道如何趋利避害，使得这类历史读物越出越多。新瓶装旧酒的情况我觉得大多来自学院，特别是一些博士论文，使用一些国外引进的概念和方法，论述中国的历史，结论却和官方的陈说殊途同归。用新方法、新概念包装旧观点、旧结论，其学术价值不可估计过高，读者自然也不买账。比较值得关注的恐怕还是第三种情况：旧瓶装新酒。这也是一些有追求的史家的现实选择。他们的着力点不是宏大叙事，不刻意挑战传统的历史框架，而是抓住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具体问题，依靠扎实的史料考证，突破盲点，刷新成见，以求恢复历史的真相。这样的著作，在当下中国的史学读物中，往往最受读者欢迎。向继东所编的“新史学”，不少属于这种情况。当然，“新瓶装新酒”的价值可能更高，但目前的出版空间太小，多数情况是无法接纳。对于作者来说，必须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才能追求这样的境界。对于读者来说，往往可遇而不可求。
毕：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出了几种新书，比如《张东荪和他的时代》，还有研究1968~1980年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失落的一代》，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年思潮的《失踪者的足迹》，我不敢断定这些著作是不是超越了“旧瓶装新酒”，达到了“新瓶装新酒”。但我读后还是感到扑面而来的新意。当代历史留下这么多盲点和空白，我感觉，现在是出现一批有分量的中文史学成果的时候了。
梁：还原历史真相是当代人类不可遏制的心理冲动。最近我看了一张光盘，是波兰著名导演瓦伊达晚年导演的电影《卡廷惨案》，深为震撼，对这方面也有了更多的感悟。大批杀害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惨案发生于1940年，是苏联官方在卫国战争爆发前的重大丑行，为了歪曲真相，指鹿为马，几任苏联政府也算用尽了各种手段。但波兰人半个世纪不屈不挠，最终还是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毕：各国情况不同。中国也有许多需要还原的历史真相。史学家只有拿出勇气，为之努力，才算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