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在科学的屋檐下
战争的硝烟刚刚从城市的屋顶上散尽，劫后余生的人们，大都不愿与德国人发生联系。不过，在庆典的来宾登记簿上，应邀而来的名流们还是发现了一个德国人的名字：马科斯·普朗克。
英国皇家学会请来的这位德国人，并没令现场的头面人物心中不悦。相反，这个名字不仅不令他们感到陌生，甚至让有些科学家感到温暖。在纳粹统治期间，正是在普朗克的保护下，他们才得以保全生命，得以延续和发展自己的科学人生。
1913年，普朗克刚刚担任柏林大学校长不久，便将爱因斯坦请到柏林大学，并为他设立了一个新的教授职位。在校长看来，“把更多有天赋的科学家留在德国”，是一名科学家应尽的责任。
当然，对普朗克来说，一切并不是“责任”两个字这么简单。在这个路德教徒心中，科学是他的另一个上帝。而终其一生，他一直守在科学的屋檐下。
1878年，20岁的普朗克已在慕尼黑大学小有名气。名声来自他的音乐天赋，这个大二学生曾为多首歌曲和一部歌剧作曲。但在选择专业时，他选择了物理。在很多物理学家看来，这是“当时已被研究得差不多了”的学科。
一位物理学教授试图劝说年轻人另走他路，这样或许更容易有所成就。普朗克拒绝了教授的好意，他回应道：“我并不期望发现新大陆，只想把现有的物理知识搞清楚。”
第二年，当为自己以热力学第二定律为题目的博士论文答辩时，年轻的普朗克被一位知名化学家进行了近乎讽刺的批评。幸运的是，普朗克最终通过答辩，并获得了慕尼黑大学的教职，可以继续从事他的理论物理研究。
普朗克所不曾期望的“新大陆”，则在22年后浮现。1900年,普朗克提出黑体辐射问题，进而提出了量子概念，这给物理学带来巨变，也在18年后给普朗克带来了诺贝尔奖。
只是，此时的奖励，已难以抚平普朗克内心的千疮百孔。他的妻子和女儿先后离世，大儿子则死于“一战”战场。
战争带给普朗克的，不仅是家庭剧变，还有事业的动荡不安。1914年，在军国主义分子的操纵和煽动下，德国科学和文化界发表了《文明世界宣言》。普朗克在德国物理学界享有最高声誉，不得不在这个臭名昭著的宣言上签名。
很快他便后悔了。两年后，他再次签名，不过是反对军国主义。
与此同时，德国的科学研究也陷入了困境。为了让局面改观，普朗克向同事们呼吁“坚持到底，继续工作”。1920年10月，他和犹太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创建德国科学临时学会，以求募集资金支持科学研究。
纳粹的上台，则让普朗克的努力几乎化为乌有。身为威廉皇家学会主席的普朗克，眼睁睁看着大批犹太朋友和同事被驱逐和羞辱，数以百计的科学家被迫离开德国。部分人在普朗克的劝说下，留了下来，其中包括哈伯。
只是，这些为科学而留下来的人，几乎处处饱受屈辱。普朗克曾直接找到希特勒，抗议哈伯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但丝毫于事无补。德国科学的屋檐之下，已无这些人的容身之处。哈伯最终在1934年死于流亡途中。爱因斯坦则在1935年远走美国。普朗克弹钢琴时，由爱因斯坦拉小提琴伴奏的场景，也从此成为绝响。
不仅如此，纳粹政府还调查普朗克的出身。他被发现有1／16的犹太人血统，被称为“白种犹太人”。1936年，普朗克的主席任期结束，希特勒以他有犹太血统为由，威胁他放弃参加连任选举。那些在皇家学会研究所内工作的犹太科学家，在失去了普朗克竭尽全力的保护后，不得不离去。
普朗克则选择留在德国，在他看来，自己“有责任”留在国内，保护已经支离破碎的科学研究。他无力反抗纳粹的暴行，但当二战的战火燃烧到柏林时，他似乎看到了希望。他写道：“要渡过危机，一直活到重新崛起的转折点那天。”
可惜的是，在1944年2月的一次空袭中，普朗克在柏林的家完全被摧毁，他留在家里的论文手稿和藏书化为灰烬。5个月后，他的二儿子埃尔温·普朗克因参与密谋暗杀希特勒，被逮捕关入盖世太保的总部，并在1945年被处决。曾经幸福的家庭，只剩下一位87岁的老人，在屋檐之下体会着家国的凋零。
而为了“扩大科学的影响”，老人不顾健康问题的困扰，前往各地巡回演讲。在演讲中，他呼吁人们“向上帝走去”，这个“上帝”不是他信仰了一生的耶稣，而是他为之付出了一生的科学。
正缘于此，在伦敦庆典上，作为唯一一位受邀的德国人，科学同行们送给普朗克的，不是仇恨的目光，而是纷至沓来的崇敬之情。毕竟，他们曾在同一个屋檐下，经历过同一个时代的艰辛世事，甚至是血雨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