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感丧失，丑闻成为彰显权力的符号
久耕抽烟成为丑闻后，竟有舆论传闻自我欺骗地称“有关部门为反腐会禁售天价烟”。当看到如今“周久耕反成天价烟形象代言人”这个绝对未曾料到、完全走向反面的现实时，曾经充满反腐热情、将周久耕拉下马的网民一定被强烈地雷到了，以至濒临崩溃！
“九五之尊”销量出现明显增长，其中一定有烟草商自我夸耀、吸引眼球的炒作成分，在消费乏力的情况下为自己的产品寻找卖点和制造新闻。但我相信这种炒作绝非毫无现实基础，“周久耕丑闻反而刺激天价烟消费”在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中是很可能发生的。我的判断基于两点，一是我们的舆论生态中有一种以丑为美、消费丑陋的病态审美倾向，把消费和追捧丑陋当作先锋、时尚、叛逆、个性的标签，这种病态的审美刺激着一些人不要脸地以出位的丑态招徕眼球。连芙蓉姐姐都能成为到处走穴赚钱的名角儿，沾上了腐败污点的天价烟逆丑闻而火，就太正常不过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权力掌握着资源配置、腐败难以得到有效遏制、腐败能带来巨大现实利益的语境中，社会在很多时候已经日益对腐败失去基本的耻感，即不再觉得腐败是什么羞耻、丑陋、不道德的行为。这种腐败羞耻感的日益丧失不仅表现在许多官员身上，而且普遍地存在于许多普通公众身上：他们表面上非常痛恨腐败，其实内心非常羡慕那可以腐败的权力和腐败的生活，一有机会也会“腐败”一把；他们虽然口头上对权力滥用恨之入骨，但一旦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他们更愿意选择向权力献媚和行贿而不愿公平竞争，从而为腐败推波助澜。如果腐败伤及自己，那就狠狠地反、激烈地批判、热情地揭露，人人都是反腐斗士；但如果腐败能给自己带来好处，那就不仅不反腐败了，还会积极地去利用腐败、配合腐败、开发腐败、诱惑腐败、参与腐败，“想腐败者所想、急腐败者所急”地把腐败者侍候得非常爽——比如烟商为牟利而开发“腐败烟”，旅行社对公款旅游的官员提供从“编造邀请函”到“写考察报告”的一条龙服务。
在这种丧失腐败耻感的舆论生态中，“天价烟因丑闻而火”就很正常了。舆论会因周久耕的落马而受到一种反向的暗示：媒体和网民所以盯上“九五之尊”，因为它太昂贵、太张扬、太气派、太能彰显权力了，正如周久耕高调的言论、张扬的生活和傲慢的官派一样，还有什么比“九五之尊”更适合送礼？正像二奶、小蜜成为贪官的身份象征一样，“九五之尊”也在丑闻中成为一种彰显权力品位的符号。送礼者会受到暗示——送礼就送“九五之尊”；收礼者会受到感染——我这身份就适合抽“九五之尊”，官场中洋溢着这样的刺激：“九五之尊”到底是什么东东，今天你抽了“九五之尊”没有？如此，“九五之尊”自然知名度大涨、卖得更火。
在这种病态的反腐氛围中，走向预期反面的不仅有“九五之尊的热销”，还有很多类似的现象。媒体曝光许多新式的腐败，不仅没有杀鸡骇猴，反而刺激了其他地方官员的贪欲。比如，媒体曝光了某地政府部门发公费按摩卡的丑闻，我就听朋友说他们的地方官员在嘟哝：人家那都发公款按摩卡了，我们的福利是不是也该跟进跟进？网友的许多曝光并没有让官员对“被媒体剥光”产生耻感，只不过增加他们的反监督能力——天价香烟不放在桌上而藏进口袋中，公费出国旅游培训时强调一定要保存好旅游清单，进出娱乐场所不要把公车停在门口。还有，媒体对一些贪官腐败细节的曝光，不仅没有震慑官员，反而启发一些人的思维成了被模仿的对象。
反腐反而刺激了腐败，这种吊诡的“周久耕效应”源于社会腐败耻感的丧失。显然，耻感所以会丧失，又源于腐败得不到必定的查处，相反有许多让人艳羡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