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当标兵 死后当标本
1938年2月，抗日战争中太原黄楼口公路某次伏击战。17岁的张绪右眼被鬼子一颗流弹击中，当场鲜血直流。他用一只手捂着眼睛，另一只手拿着手枪继续与敌人作战。战斗结束后，因为当时医疗条件简陋，卫生员只对他的伤眼做了简单消毒和包扎。从此，这个年轻人只能用一只眼睛面对他未来的人生。
1948年10月，解放战争中的延安保卫战。已经成为教导员的张绪在冲锋时，被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一颗子弹击穿脖颈，顿时血流如注，晕死过去。万幸的是，子弹只是在他喉结旁的喉管和动脉之间穿过，没有伤到要害。支前群众一站又一站地拼命接力奔跑，才把他送到后方医院。张绪再一次死里逃生。
1953年4月，抗美援朝战场上，美中两军激战正酣。已晋升为团长的张绪在老秃山前沿阵地执行侦察任务。眼见美军的一颗手雷朝他身旁扔了过来，眼疾手快的警卫员冯交其奋力将张绪扑倒在地。4块碎片穿入了张绪的腰部，而冯交其被炸得血肉模糊。两个人当即被战友们抬下了阵地，而后失散。多年后张绪才得知，冯交其也幸免于难。
不久前，当记者慕名来到广州军区空军某指挥所，数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老人只留下一张戴着墨镜的遗像和一摞已经发黄的日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张老的遗体已经按照其遗嘱捐献给当地红十字会，成为了供科研之用的标本。
这位戎马一生的老者，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之路？带着这样的追问，记者翻开了张绪生前的日记。
（一）
“1952年1月18日
人民过着的那种饥寒交迫的生活，这不由激起我们斗争的勇气。我们坚信，战争最终（我们）会胜利。”
1921年7月，张绪出生在山西平遥的一个农民家庭。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读书是奢侈的。1936年春，他的家乡来了一支纪律严明、打仗勇敢的红军。翌年2月，未满16岁的张绪加入了红军，成了一个打起仗来不怕死的“红小鬼”。
由于表现突出，入伍刚刚一年的他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即使对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战争的残酷性也丝毫不会减弱。
在弥漫的硝烟中，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在他身上留下3处伤疤。一次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也让张绪从一个毛头小伙儿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和国战士。
“是党和人民给了我一次次新的生命，”张绪常常对身边的人这样说，“没有我们伟大的党，没有这么可亲可敬的人民群众，我早就死了。活着就要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做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
张绪没有食言。战争结束后，无论是在职时位高权重，还是退居二线成为离休干部，张绪对党的信仰没有动摇，对党的忠诚初衷未改。
（二）
“1985年4月15日
想想过去，看看今天，不能忘记那些牺牲的战友，作为一个战争幸存者，更要有献身的精神，一切要讲党性原则。宝贵的生命都可献出，为什么一些职务、待遇、生活等自己却要斤斤计较呢？”
“首长，别家的孩子都在往军里调。您看老二、老三都在外当兵，是不是先调一个回来？”
1978年9月的一天，时任某军司令部军务处处长的陈祖骧对副军长张绪说。“我的儿子有哪个特殊呢？为什么老百姓的儿子能在基层当兵，我的儿子就不能？！”张绪的回答让陈祖骧至今难忘。
张绪的4个儿子都当过兵。老大当了7年打山洞的工程兵，老二当了5年开坦克的坦克兵，老三在南方边境作战当了3年汽车兵，唯有老四当了空军机务兵，靠自己的努力提了干，最后干到正团职干部转业。
张绪的战友很多，分布在全军各大单位，很多已经是部队和地方的高级干部。可是，这么多年，张绪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家的事，向老战友开过口。
前些年，张绪的二儿子和三儿子两对夫妇双双下岗，生活一下子陷入艰难。曾经当过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当时的武汉市副市长）的张绪，却从来没有让任何人帮忙安排孩子们的工作。他总是和孩子们说，“不能因为家里的事破坏了党性原则，你们要靠自己去闯。要相信党和政府，困难总会解决的。”
1998年，组织上给每位健在的老红军配了一辆专车。一知道这消息，张绪就给家人约法三章：“车是配给我的，只能供我和报告团的其他人用，家里人不许随便用。”
孩子们知道老人的脾气，从来没有人开口要用父亲的车。
一次，双腿有病的老伴儿的单位有急事找她。老太太没有通过张绪，直接给司机打了电话。张绪知道后，硬是把准备出车的司机叫了回去，让老伴儿搭乘公共汽车回单位。
对于父亲的“不近人情”，儿子和老伴儿有时也难免会怪罪他。然而，对张绪来说，事关原则的问题，不容商量。
（三）
“1984年10月20日
总之，要保持晚节，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不能老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我要）经常告诫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发挥自己的余热和光，做有益于人民的事。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宁愿在工作中倒下，不愿在幸福生活中等死！”
1983年，时年62岁、工作了46年的张绪即将离休。这名为党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党员没有选择钓鱼、种菜的清闲日子，而是选择用另一种方式来填满自己未来的人生——做党的理论义务宣讲员。
1986年，在张绪和另一名老干部马国昌的积极筹备下，由10名离退休的老红军、老八路、老党员组成的“老战士报告团”在当年10月正式成立。张绪被大家一致推举为团长。
从此，张绪把全部热情投入到报告团的工作中来。以战争幸存者和历史见证人的身份，他奔波在基层部队、党政机关、厂矿企业、大中小学，大张旗鼓宣讲党的光荣传统、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宣讲改革开放成就，宣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足迹遍布全国15个省、区、市。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战士报告团”的名声越来越大，请他们作报告的单位也越来越多。张绪和报告团总是来者不拒，有请必到。
2005年3月底，张绪应邀到湖北钟祥、老河口等地作关于“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报告。一路上舟车劳顿，一回到武汉，他就因肠道出血住进了医院，最后紧急输了800毫升血才转危为安。然而，张绪并没有因为健康因素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
22年间，张绪和报告团成员为军地作报告2700多场，直接听众达200多万人次。
（四）
“1989年10月
我们这些人是战争年代幸存下来的，比起我们的先烈，已经是过着幸福的生活，享尽人生之乐，饱尝人生之福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怎么会是这样？”“我坚决不同意！”“可那是老爷子的意思”……
2008年5月4日中午，张绪家里挤满了人。4个儿子、4个儿媳妇、3个孙女齐集家里，为他的身后事激烈地讨论着。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5月1日，87岁的张绪在医院去世。儿孙们印象中老人有“骨灰火化撒江城”的遗嘱，那是12年前的春节，张绪病了一场后，对儿孙们亲口念的。此后，儿孙们再没有听到老爷子说起遗嘱的事。如今，老爷子走了，儿孙们很自然地就想起了那个遗嘱。
就在一切准备妥当的5月4日中午，指挥所领导说，张老是老红军，又是高级干部，离休后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要写个生平，还得有张老的亲笔签名。
“我来找。”长期陪伴在张绪身边的二儿子张亚军主动到二楼父亲的书房去翻抽屉。翻着翻着，他找到两张对叠的信纸。打开一看，张佑军叫了起来：“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原来，这两张对叠的信纸就是遗嘱。一张是先前的那一份，就是儿孙们印象中的那一份；另一份是后来改的，而“骨灰火化撒江城”几个字改成了“遗体捐献供科研”。
看着老人的笔迹，儿孙们一下子惊呆了。一直和老爷子生活在一起的张亚军甚至捶胸顿足地说：“我这不是作孽吗，为什么要把这张纸找出来？”
全家人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这应该是老爷子生前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我们还是得按照他的意思去办。”最后，老四张佑军的一句话打破了僵局。随后，按照老人生前的遗愿，儿孙们含泪和武汉当地的红十字会取得了联系。
就这样，87岁的张绪实现了他17岁入党时“把一生献给党和人民”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