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影会”30年：摄影何为
3月28日，当年参加“四月影会”的老朋友们30年后再聚首，合影留念。
张左摄
没有大事件、没有大人物，出现在照片里的是谈恋爱的年轻人、动物园的猴子、停在湖面上的两只小船或一池残荷……这些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生活细节却在30年前引起震动。1979年4月初，由51位“四月影会”摄影人自发组织的“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一回”在北京中山公园兰室举办，展出280余件摄影作品。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由民间组织举行的摄影展，20余天里共有7万人参观。1980年和1981年,“四月影会”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和中国美术馆举办第二、三回展览后自行解散。
30年后的2009年3月28日，王志平、王立平、李晓斌等“四月影会”成员和朱羽君、顾铮等学者，在798时态空间举行“四月影会——当代摄影研讨”活动，纪念30年前那个“应运而生”、“矫枉过正”、“冲破‘文革’对艺术禁锢”的民间影会。
“四月影会”的部分成员曾参与“四五运动”，并拍摄了不少珍贵影像。但在“四月影会”第一次展览中却并没有“四五运动”的照片。“这一回，咱们光玩艺术行不行？别老拉扯上别的。”“四月影会”发起人王志平曾这样说。
当年展览前言中王志平的这段话透露出这群年轻人所要探索的方向——“新闻图片不能代替摄影艺术。内容不等于形式……摄影艺术的美，存在于自然的韵律之中，存在于社会的真实之中，存在于人的情趣之中。而往往并不一定存在于‘重大题材’或‘长官意识’里。”
影展门票每张3分钱，每天观众有2000到3000人。“门口还挂有‘作品出售’、‘价格另议’的广告……有些青年边看边在小本子上临摹构图，也有的在抄诗。”——这些文字出现在1979年4月24日新华通讯社国内动态清样中。
什么样的作品会引起新华社内参的关注？
《约会》，停在湖面上的两只小船船头碰在一起，成了“资本主义的船和社会主义的船碰在一起”；《斤斤计较》，海口自由市场卖鱼的老妇，被认为“拍摄社会阴暗面”；《三角几何》，众多游船停靠在一起，三条船上分别躺着两男一女，被说成“寓意三角恋爱”。
当年新华社内参中的一篇批评文章认为，作品中“几乎看不到正在建设四化、保卫四化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难道摄影艺术的美只存在于儿童、老人和正在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之中吗？”
然而，当年的这次展览却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研讨会上，《中国日报》摄影部主任王文澜就表示，当时“四月影会”对他影响很大。“它把平时熟视无睹的生活和细节呈现出来，给我强烈震撼。我发现，拿起相机不再是一种宣传和仪式，家里的妻子孩子、随便一个犄角旮旯，随时随地都可以拍。”第二年，王文澜成为“四月影会”的一员。
“真诚地对待自己，忠实于自己的看法，是‘四月影会’的精神所在。”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朱羽君这样说。
《今天》杂志、无名画会、星星美展等民间组织中的不少人也都看过此次展览。据黄锐回忆，马德升早在“四月影会”组织阶段就接触过影会的人，为此后星星美展的举办积累了一些经验。
“‘四月影会’在天安门事件中成长起来，它是承前的、总结式的，
有种一个时代告一段落的感觉。现在看来，‘四月影会’在艺术上可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可以在艺术上否定我们的过去，但在思想上应该坚持。”《今天》杂志的重要参与者徐晓这样说。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副主任邹跃进认为，“四月影会”策略性地回避了“四五”精神，而这一精神被星星美展继承了。“‘四月影会’是形式上的革命。它从直面社会的姿态转向关注艺术本身。”但摄影的最大长处，正是可以与事件同时诞生，在当下，是否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长处？
策展人舒阳则认为，“四月影会”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不合作。这是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体现，但公众又会对作为知识分子的摄影工作者产生一种道德期待——雕塑、美术做不到“事件性”，所以才会寄希望于摄影。
当代摄影，是要继承“四五精神”的责任担当，还是为了避免工具化而回到艺术本身？30年后，“四月影会”让人继续思考一个并不算新的问题——摄影究竟是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