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倔强的抵抗
一个冬日，天津塘沽的海岸边寒风凛冽。一片荒芜的盐碱地上，站着10余名青年。领头的范旭东，望着眼前这块无边无际的白色，叹道：“我死后，还愿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青年化学家眼中，中国人要建立自己的盐厂，盐资源丰富、海陆交通便利的塘沽，是最为合适的地点。但在后世的传记学家们看来，发生在1914年的这幕场景，则为范旭东的一生，留下颇有意味的注脚。
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洋面、洋布、洋火、洋盐，几乎占领了国内市场，而此时，刚刚觉醒的中国企业，与财大气粗的外资公司，开始了一场面对面的抵抗。
这种抵抗无疑是悲壮的——“融资之艰难、技术基础之薄弱、专业人才之匮乏、股东目光之短浅、外商挤压之蛮横、市场发育之病态”……实令后人难以想象。
在塘沽这个荒凉的渔村里，范旭东向渔民租来一间破旧小屋，开始了他炼制精盐的实验。这里不仅是他的实验室和会客室，也是他的卧室。连桌椅都没有，他在床上做实验，画图纸，有时倦了，就趴在床边睡上一觉。
这个倔强的湖南人，一直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中国如其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
尽管没过多久，范旭东的久大盐厂就生产出了价廉物美的精盐，但迟迟未能打开市场。这个弱小的新生命，不断受到外力的挤压与扼杀。
英国的驻华公使，曾使用军舰封锁天津港，阻止久大公司的运盐船出港；而当时驻天津的军阀李景林，又以筹军饷为名，绑架了范旭东，勒索20万元。范旭东坚决不让家人交赎金，后经人斡旋，才得以脱险。
1924年，范旭东曾投入200万元巨款，生产中国第一批碱制品，可仍是红黑相间的劣质碱。消息传出，市井一片嘲笑之声。此时，4台船式煅烧炉全部烧坏，无法再用，全厂一度被迫停产，苦候数年的股东们已是失去了耐心，唯有范旭东依然坚持。
一年多后，这家中国工厂终于第一次生产出纯白的合格碱。在庆功会上，范旭东眼噙热泪，端起酒杯，感慨万千道：“这么多年的辛勤、艰苦，换来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纯碱，也换来了我们头上的白发。求仁得仁，我为诸君祝福。”
然而，他一手建立的中国化工实业，却在抗战中毁于一旦。1937年卢沟桥枪响，抗战开始，范旭东决定内迁四川，不与日本人妥协。
内迁，在当时的民营资本家中并非主流，因为这意味着“巨大的机械损失、严重匮乏的资金、辗转崎岖的道路交通，和上千人的组织安顿”。多数中国企业家并无此勇气。
但范旭东并未犹豫，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他都抢运西移。而笨重巨大无法移动的设备，则将仪表拆走，其余拆下，投入长江，以表抵抗之志。
1938年，在“九一八”纪念日的当天，新的久大盐厂，在四川自贡宣告成立。范旭东将厂址改名为“新塘沽”，并在墙上挂起塘沽本部的照片，手书“燕云在望，以志不忘”8个字。他常常在照片前伫立，自言道：“我们一定要打回去的。”
其实，范旭东并非没有其他出路。1935年,蒋介石曾邀其出任实业部长，但他婉言谢绝。1942年蒋介石再次邀请其出任经济部长，他再次拒绝。
他一心只扑在实业上，尽管身家万贯，但除了爱喝老母鸡汤和牛奶，再无其他逸趣。唯一能和风月联系的细节，是他每天早上出门时，总习惯喷上一点进口香水。
1949年后，范旭东的一生心血被迅速公有化，他也挂上了“反动资本家”的头衔，如同那片塘沽岸边荒芜的盐碱地一样，被人们逐渐遗忘。
曾有记者前去拜访范旭东的外孙女林红。这个已经退休的图书馆管理员却一度拒绝了采访。“我现在走到上海大街上，问我的同龄人，你们知道自己吃的盐是怎么来的吗？”她说，“没人知道，再没人知道范旭东是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