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兼职应当受到限制
毕：院士兼职，有很多情况。一种是政治职务，比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比如执政党、参政党的中央委员乃至主席副主席，这在目前中国政治体制下不可避免，是科学家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途径。还有的院士本职就是行政官员，是部长、市长。一种是学术职务，比如专业学会的会长、副会长，学术期刊的主编、编委，这符合世界通例。一种是社会职务，比如担任社团组织的负责人，这也是正常的。你要反思的主要是院士到大学兼任院长、教授的问题。就像李连达院士，他的本职工作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到浙江大学当院长只是兼职。这种兼职的利弊得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症结所在。
梁：是这样。中国的院士制度不同于西方。西方一些国家也有院士，有人认为应当翻译成会员更准确。西方科学界的会员固然标志着学术声望和荣誉，却与学术以外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会员不拿津贴，还要交会费。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情况不同。这两个机构都有很高的行政级别，本身有完备的行政机关，有日常的行政工作和大量工作人员。院士不仅意味着荣誉，而且意味着权力，意味着利益。院士不但在国家制定的工资标准中可以享受很高的等级，还有专项津贴。一些省区市规定，院士的生活待遇为省部级，配专车。现行制度已经保证他们在本单位享受很高水平的经济收入，再以兼职方式到其他单位拿薪水，不该没有限制。
梁：院士到大学兼职，情况不一。有的担任兼职教授是荣誉性的，做一次演讲，发一纸聘书，双方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也没有常年的薪酬。有人的履历上可以列出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就是这种情况，大学并没有真把他们当做本校教师对待。还有一种是实职性的兼职，就像李连达在浙江大学。这种现象的蔓延与近些年高等院校的扩张、评估和考核密切相关。随着国家级、省部级各种引进人才的千人计划、百人计划的设立，许多大学为了在短时间内增强竞争力，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吸引院士加入本校的学术团队。他们拿出的吸引力，说白了就是金钱和利益。所有引进院士的设计方案中，均有明码标价，从科研经费、工资待遇到住房、汽车，都有一整套计算方法。专职的一般请不进来，退而求其次，就以兼职的方式引进院士。但对他们来校的工作量，往往睁一眼闭一眼，一年能来露几面就不错了。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有此政策，院士纷纷接受兼职的现象就不奇怪了。
毕：科技工作者兼职是否合法，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引起争论。当时有国营企业的工程师，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到乡镇企业有偿服务，以贪污受贿治罪，引起记者同情，事情捅到中央，最后打开了科技工作者合法兼职的口子。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确实需要多方面的合作，跨单位跨地区跨国度横向联合是不可避免的。但现在这些大学引进院士兼职，到底是为了释放专家的科研潜力？是为了在科学前沿联合攻关？还是借用院士的牌子，打造面子工程，争夺更多资源？院士的年龄结构实际偏高，多数人科学创造的黄金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院士到外地兼职，事实上是一个老年科学家的旅行节目。高校所以愿意埋这个单，目的未必在科研。从浙江大学论文造假事件中可以发现，兼职的院士很难尽职尽责。高校选择他们，一是看中了他们在科学界的声望和权力，有利于拿到课题，有课题就有钱花。给兼职院士的高额费用从何而来？是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从院士牵头获得的项目中获得？
梁：中国的科学技术人才分布不均衡。院士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东部大城市，这是历史条件形成的。如果院士真是自由流动，放弃原单位职务，离开北京、上海，到外省特别是到欠发达地区的高校、科研单位去开拓，就是待遇提高一点，也值得鼓励。哪怕院士科学研究的巅峰已过，靠他的眼力当当伯乐，靠他的人脉沟通，对欠发达地区科学教育的发展也有好处。人们看不惯的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假流动。赢家通吃，太可怕了。
毕：中国新一轮引进高层次人才的计划正在轰轰烈烈展开，希望引进的是真人才，全职人才，不能拿了好处，一年飞几个来回就了事。同时希望教育部不要再以拥有多少兼职院士来判断高校的质量。高校自己也要自重，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建议国家出台规定，限制院士到本单位以外兼任领取全额高薪的公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