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手机大战的不同结果
加拿大和中国不一样，学生上了中学，即使还未到脱离家长监控的年龄，家长也会尊重他们的个性和自主权，不会随便教训他们能做或不能做什么。要想在校园内摆脱手机的灾害，指望家长配合“围剿”行不通，学校只能自己想办法。
偏就是这个“自己想办法”，加拿大西部和东部的中学出于相同动机，收获了不同的结果。
加拿大西部温哥华岛上的哈迪港中学校园，就饱受学生手机泛滥之祸，校长格雷在上网时偶然发现一个国外的新发明——一个“带四根天线的小盒子”。据说这种盒子只要安装在校园内某处，只要在监控范围内有人使用手机，该装置就可以迅速干扰手机信号，并发出“请把你的手机交给我”的刺耳声音，让使用者尴尬不已。“新发明”被邮购安装后，果然十分灵验，据说使用不多久，校园内手机使用率竟下降了2／3。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几名愤愤不平的学生开始象征性罢课，并一本正经地告诉格雷校长，将投诉校方干涉学生自由的违法行为。最终，郁闷之极的校长不得不把那个“宝贝”拆了下来。
与之相反，多伦多某中学的教师在课堂上发现学生用手机看电子书，就毫不客气地将手机当众没收，该学生同样激烈抗议，最终却无功而返，教师的行为得到了校董的一致支持。
看似差不多性质的校园手机大战，缘何却收获截然相反的结果？
哈迪港中学在禁令被一些学生置若罔闻后乞灵于电子干扰装置，这本身就有用违法惩治违法之嫌。因为根据加拿大联邦法律规定，任何私人或民间机构，都不得私自在加拿大领土上安装电子干扰设备。事实上，抗议学生也正是击中了这一要害，才迫使校长让步妥协的。
而多伦多那家中学的手机禁令，只限于教室范围内，根据相关法规，校方和教师有权在教室内维持正常秩序，禁止在教室内使用手机。这可以被解释为“维持教学秩序”，而没收则被视作维持秩序所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手段。这项规则并非一家中学所独创，而是大多伦多地区560多家公立学校，根据多伦多学校委员会的指令统一实施的。
同样是在校园内禁用手机，结果却完全相反，关键在于思路的差异：哈迪港中学校方采用了“私法”，结果不仅站在了学生、也站在了法律的对立面；而多伦多的中学则严格在法律框架内行事，并成功地将禁令变成“公法”，最终既实施了禁令，又避免了麻烦。
即使是合理的做法，也应遵循法律的规范与精神，否则便会如哈迪港那位校长一样，一不小心由裁判变成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