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在于揭开事件真相
问起受害女生是谁？他们说，各所中学都有，但说不出一个具体的人来。
通过朋友关系，向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一些人打探消息，他们同样是道听途说。一位正科级干部告诉记者，组织上从来没有传达过，他也是听说的。记者深深感到，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只是看到大象的一条腿，根本不知道大象到底长得什么样”。而记者的调查正是要告诉读者“这只大象的真面目”。
一个在当地做生意的朋友告诉记者，他认识的一个包工头经常玩“学生妹”，于是记者就让他把这位包工头请出来吃饭。包工头承认自己之所以喜欢玩“学生妹”，是因为年纪小，“比较干净”。有外地客人来，他也用“学生妹”招待。他说，自从出了那个案件后，现在比较难找人了，但他答应帮忙。当晚，大家一同上歌厅唱歌，歌厅的老板透露说，他手上有“学生妹”，但要提前预约，最好是周六、周日来，她们没上课，比较容易出来。
第二天晚上，包工头果然给记者打来电话，说有3个读初中的女生可以出来玩。到了约定的某歌厅前，包工头正和两个留长头发的男青年在一起嘀咕。他们打电话叫来了3个满脸稚气的女孩，记者以她们“年龄太小，不敢玩”为由让她们赶紧回家。
到了习水的第6天，记者觉得有必要“浮出水面”和当地官员正面接触。当县政法书记袁云勤得知记者已经“潜伏”一周时说：“你这是对我们不信任嘛！”记者笑着回答：“遵义市公安局的人来这里秘密调查了10天才告诉你们，我比他们还早暴露4天呢！”根据记者22年的职业经验，碰到这种事，如果一来就找当地官员，他们多半会告诉你没有这么回事。
在没有师生涉案的习水县一中，记者和几个女教师一起围炉。她们说，只是从社会上听说过有其他学校的老师被抓，但教育局从来没有传达过。记者问该校的女生，知道不知道本县有一些学生被骗出去卖淫的事？她们把眼睛瞪得好大：“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事实上，当地官方已经注意到网络上和民间的种种不实传言。县检察院任检察长告诉记者，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的时候，曾考虑召开新闻发布会，但因故取消。县法院余德平院长表示，此案一审判决后将向社会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