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长制”能否挽救中国环境危局
客观地说，实行“河长制”传达了地方政府重视环保、强化责任的鲜明态度。特别是在一些水污染较严重的地区，由党政一把手“屈尊”担任“河长”，亲自督办河流环保工作，可以震慑环境违法行为、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从而起到一定的立竿见影之效。
我担心的是，市长、书记们的分内工作林林总总，哪一样都不能怠慢，虽然当上“河长”，他们能拿出多少精力对辖下河流、湖泊、水库的治污进行精心规划，并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对治污工作进行组织和协调？更重要的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假若李兵局长高升或调走了，基层县市还会那么积极推行“河长制”吗？一旦人走政息，河流污染恐怕还是“涛声依旧”吧。
“河长制”透露出一种行政权依赖，它的核心是，当某地环境污染沉疴难返，一些人便开始期待地方主要领导批示或亲自过问，以待问题的最终解决。在他们心目中，地方政府成了污染企业的天敌，成了挽救环境危局的最后倚靠。殊不知，在一些地方，以问题解决者面目出现的“行政权力”，往往也是环境问题的麻烦制造者。
比如，在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对11个省（自治区）的126个工业园区的抽查中，高达87.3％的园区违规审批、越权审批、降低标准通过环评，都不是企业或个人所为；属于政府公共服务的城镇污水处理项目，一半以上偷工减料或停止运作，也不是企业或个人所能做到的；至于近四成半企业存在环保违法，到底是企业无良，还是地方政府有法不依、监管乏力？（《法制日报》2007年7月5日）
环保部一位副部长曾指出：“中国环境保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公众参与的民主法制机制不足是重要原因，而好的政治理念必须依靠公众来响应，必须依靠公众参与来落实，必须依靠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来贯彻。”这番讲话击中了当前的制度软肋——公众既无法在发展之初，以公民意志来选择环保之路；也同样无法在污染危害发生后，让消极怠慢、不负责任的官员让出权位，让昧着良心、肆意排污的企业倾家荡产。
挽救中国的环境危局，绝不能单靠行政权力单枪匹马。笔者认为，在环保领域尽速完善公益诉讼制度，设立环境公益诉讼基金，赋予检察机关、社会团体、个体代表国家和公众利益，对污染破坏环境者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和资格，最大限度地保障群众的环境权益，维护生态环境和谐，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