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稻”有望使人类远离饥荒
科学家黎志康、张启发有着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不同的梦想：让种植了7000年水稻的农民，不用再脸朝黄土背朝天地翻地、插秧，而实行免耕直播的“懒人种植法”——把种子直接撒在地里，不打农药、少施化肥、也不用灌溉，仅一百多天后，即使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干旱地区，最懒的农民也能收获沉甸甸的稻子。
这种“不打农药可抗虫，少吃化肥也长壮，没有雨水照样活”的神奇水稻，就是“绿色超级稻”。
与袁隆平数次做梦“禾下乘凉”一样，中国农业科学院首席科学家黎志康也心存梦想多年了。1998年，当这位留美博士在美国首次提出“全球水稻分子育种计划”时，美国人说他的“理想太大了”。
近10年后，比尔·盖茨看中了他的“大理想”。2007年，比尔裹着棉大衣，冻红了鼻子，在冰冷的中国农作物种质保存中心参观，耐心地听黎志康讲解他的计划。
今年3月23日，在海南三亚海边的一间不算大的会议室里，中国农业科学院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签署了“绿色超级稻”项目合作书，项目总经费约1800万美元，实施年限为3年，总体目标是培育至少15个水稻新品种，在目标国家进行示范和推广，并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亚洲和中国西南部，通过分子育种技术，建立一个高效的水稻基因型分析技术平台。该项目将大大提高我国、亚洲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水稻生产能力，使亚非地区至少2000万贫穷稻农的水稻产量增加20％，为全球粮食危机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主席台上的7位科学家没有一个人穿西装，可谁都明白这是个“庄重的”大场合。因为，无论从经费的数额还是参加单位的数量上，该项目都是中国最大的国际农业科技合作研究项目。
“吃不饱”走了，“吃不好”、“吃不久”来了
在签约仪式上，很多记者都在找一个70多岁、不足1．7米身高的熟悉身影——袁隆平，可100余名的水稻科学家团队里没有他。
“袁老是老一辈水稻科学家，我们的路子跟他不一样！”一位科学家解释说。在自助餐餐桌上，有人对记者说，袁隆平倡导了“第一次绿色革命”，他们正在进行“第二次绿色革命”。
业内人都知道，这里的“第一次绿色革命”，是指通过杂交技术，让水稻实现大增产，大幅缓解了“吃不饱”的世界难题。
如今，袁隆平培育的杂交产品在中国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一半以上。有人算过一笔账，每年新增产量可多养活6000多万人口。
几乎每一个中学生都对这样的数据耳熟能详：“以占世界9％的耕地、生产出占世界25％的粮食、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自2006年1月1日开始，联合国不再对华进行粮食援助了。其理由是：中国政府在解决贫困人口温饱方面已取得巨大成果。
与日本、韩国等以稻米品质为追求目标的国家不同，人多地少的中国一直以提高产量为目标，然而，这种以“高投入换取高产量”的模式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存在着尖锐矛盾。
华中农业大学水稻育种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说，“吃不饱”缓解了，可“吃不好”、“吃不久”两大难题仍—直困扰着中国。
有“3个数字”被张启发在各种会议上频频提到：“世界30％以上的农药和40％的肥料都用在中国，而水稻用水占了全国总耗水量的50％多。”由于大量施用农药，增加了农药残留，人们“吃不好”。长期施肥造成土壤退化，加上耗水量不断增加，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吃不久”。
尽管各地不断曝出“亩产神话”，在张启发、黎志康眼里，这些“真的只是神话”，因为它们多数时间“无用武之地”，很难推广。
我国水稻种植区70％属中低产田，水稻单产长期徘徊在415公斤左右，制约高产杂交水稻推广的原因主要是缺水。据了解，我国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40吨，为世界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而目前我国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80％，其中水稻用水量占农业用水量的70％。这意味着仅水稻的生产耗水就占到全国总用量的56％，因此以我国现在的水资源，难以支撑传统水稻的进一步发展。
另外，近20年来，水稻生产完全依赖化学肥料，如果施肥不足，杂交水稻就会过多消耗土壤潜在养分而降低地力。
与国外相比，我国水稻生产的单位面积氮肥用量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5％，而氮肥利用率仅为30％左右，比发达国家低15％~20％。
张启发称，有人计算，如果到2030年要完成氮肥的农业供应量，目前所拥有的煤和火车都只能用于氮肥的生产和运输。
而且，现在中国农民种植的水稻的抗农药性越来越强，张启发院士惊讶地在新闻报道上看到，“一个农民居然在一天内打了6次农药”。
“毋庸置疑，农业的发展现状已经不允许我们按原定路线走下去了。”张启发说。
科学家必须找到具有“节俭美德”的水稻新品种。
“绿色给人最好的联想”
一开始，科学家们也很蒙，不知道这样的水稻到底什么样，甚至连个通用的名称都没有。
黎志康1998年在美国启动“全球水稻分子育种计划”，旨在利用基因技术，选育性状优良的水稻品种，为非洲、亚洲等不发达地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黎志康归国后，这一计划被列入948重大项目，由张启发主持，联合全国科研力量集体攻关。
2001年，中国科学家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张籼稻全基因组物理图谱。随后，由日、美、中等1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国际水稻基因组测序计划，历时6年半后完成,水稻基因“天书”被中外科学家联手打开。
我国科学家独立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水稻基因组数据库，这是仅次于人类基因组数据库的第二大基因数据库，也是目前水稻基因研究工作中存储基因数据最全的数据库。
但水稻基因测序的完成，离育种还有一段距离。张启发说：“水稻性状是由基因决定的，要说清楚4万个基因是什么、在干什么的问题。”
接下来的难点是，研究每个基因的功能，进而进行分子设计育种，有目的地开展基因重组，培育出高产、抗病的超级水稻。而这些正是“全球水稻分子育种计划”技术路线设计的初衷。
2005年，张启发提出“绿色超级稻”这个概念。开始有人建议叫“金色水稻”，但张启发认为绿色更好：“绿色可以给人最好的联想，比如环保、希望……”
2007年，美国科学院院刊介绍了张启发的“绿色超级稻”计划，文章介绍，张的基本目标是：在不断提高产量、改良品质的基础上，力争在水稻生产中基本不打农药，尽量少施化肥，并且节水抗旱。
自此，“绿色超级稻”成了一个世界性名词。
非洲国家的水稻将流淌“中国血”
当这种具有“节俭美德”的神奇水稻还没确定是叫“金色”还是“绿色”时，上海农科院的科学家们已经戴着草帽在试验田里忙开了。
2008年，上海科学家在世界上率先培育出节水抗旱稻“旱优3号”。
人们在试验田里，看到大片成熟的“旱优3号”“累”弯了腰，细细一数，天哪，每穗结粒110颗，亩产量能达到600公斤，高于上海水稻的平均亩产量。
而且，它省钱又“早熟”。它成长快，全生育期仅106天，比普通水稻早收40余天，躲开了稻田病虫害高发期，用水基本只靠雨水，施肥用药次数仅为普通水稻田的1／3，每亩可节约近160元。
它实行的是免耕直播，减少了大量人工费。另外，病虫害也相应减轻，人工插秧的同期水稻进行了8次病虫害防治，而免耕栽培的田块只进行了3次。
如今，这一品种水稻正在全国一些地区推广种植。
难道，“旱优3号”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终极水稻“绿色超级稻”？该项目的首席专家黎志康笑了，他纠正记者说“绿色超级稻”不是一个品种，而是一个概念、一个方向。
严格地说，“旱优3号”具有“绿色超级稻”的某些特征，但不是全部，比如，它有抗旱特性，但抗虫性还不很好，对种植地域也有一些局限。
“没有万能的基因！”黎志康坐在三亚烈日下的阴凉处，淡淡地说。
他和张启发均表示，目前绿色超级稻的部分性状，例如抗虫、抗病等已基本实现，但“要让不打药、少施肥、能抗旱这三个目标都实现，还需要大概10~15年的时间”。
对于“绿色超级稻”是不是“转基因水稻”这样的敏感问题，黎志康一点也不回避。他说，我们有转基因水稻的技术，用不用取决于非洲国家的态度，他们要，我们就给，但该项目的头3年不使用转基因技术，因为可以用别的技术达到同样的目的。
黎志康说他很庆幸遇到了比尔·盖茨。他形容盖茨“理解水稻知识的能力，一点儿不亚于理解电脑的能力”。
盖茨夫妇在“鸟巢”看完奥运会开幕式后的第二天，就飞赴海南，看望了两户农民。坐在一家有4个孩子，丈夫患有肺结核，种植水稻年收入仅2000元的农户院子里，盖茨感慨：贫穷与疾病从来都是相伴相生的，农业不发达是造成贫穷的根本问题，基金会的投入会向农业研究领域倾斜。
走在海南烈日下的乡村田埂上，盖茨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水牛和拖拉机。他兴奋地冲妻子梅琳达大叫，还跑到地里捏了捏稻子。
回到西雅图，他和基金会的同事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了这项“绿色超级稻”项目。3年后，非洲国家的水稻将流淌“中国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