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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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空间”寻觅内地新空间

成都团组织探索承接政府购买青少年事务新模式
本报记者 闵捷 通讯员 王子刚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4-09    [打印] [关闭]
    半年多来,雷建一直在苦苦“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具有生命延续力和社会价值,能被政府、社会、青少年、家长认同的‘青少年空间’道路”。

    这段话被雷建写在自己的QQ签名上,几个月来一直如此。

    雷建是成都市武侯区“青少年空间”负责人。和他一起苦苦探索的,还有成都市、区两级团组织的工作人员,以及“青少年空间”的运营团队。

    “青少年空间”,是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引进的青少年社会教育项目,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团组织承接政府青少年事务的典型案例。

    “青少年空间”项目在香港运营了几十年,具备成熟的运营经验。“青少年空间”被引进内地后面临不同的“水土”,如何“顺利运转并发挥效果?成都团组织开展了颇有价值的探索。

    “要让大家知道,给共青团的钱一定物有所值”

    “青少年空间”在成都落户,得到了成都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按照成都市的要求,4个“青少年空间”所在的区政府要落实项目审批、场地建设、每年数十万元的运营经费等。在武侯区,“青少年空间”项目以政府采购的形式面向社会公开招投标,团区委代表区政府来监管项目实施。

    曾有其他部门的人跟团武侯区委工作人员开玩笑:“这是团区委史上第一个‘工程’。”言下之意,团委的工作从来都是小打小闹,还没做过严格按照公开招投标程序来操作的“工程”。区政府拨下来几十万元,怎么用好钱、办好事?团武侯区委书记龚婧颇费了一番心思。

    场地装修时,团区委工作人员像自家搞装修一样,亲自参与设计,亲自跑家具市场,亲自买材料,就连装修的时候,团区委也专门派出一个工作人员到现场当监工。龚婧介绍,有一种桌子,既可以拼成一张圆桌,也可以分开当课桌,以方便不同形式的活动。团区委工作人员自己选购普通桌子,找工人加工出来,只花了1000多元钱。如果找公司专门设计订做,至少要上万元。

    “这样做是为了节约成本。”龚婧说,“团委从来没接到过这么大金额的项目。如今接了,就要用心做,要让大家知道,给共青团的钱一定物有所值。”

    按时开放“是我们代表政府对青少年的承诺”

    “青少年空间”项目启动前,成都市政府提出,“青少年空间”要采取政府采购、共青团协调管理、专业团队承接的模式,发展青少年公共公益服务。

    据介绍,这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符合现代公共管理的理念。比如,过去政府办事,既要提供钱,又要提供人事编制,现在政府购买青少年事务不必大包大揽,只需要花钱,而不需要专门养一批人,减少了行政管理成本。

    龚婧对此有切身体会。武侯区“青少年空间”的运营团队是雷建注册的一家公司。公司拿着区政府划拨的资金,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来管理运营“青少年空间”,团区委则代表区政府负责监管“青少年空间”的运作。

    在龚婧眼里,雷建总有很多奇妙的办法,做起事来既省钱又高效,还能出实效。比如,一套会员积分管理软件,雷建3000多元就做下来了。

    对于团区委和雷建的运营团队来说,更大的压力还在运营。双方博弈的过程,可以折射出这个新事物带给各方的挑战。

    比如,有时候政府会在“青少年空间”安排一些参观考察。活动多了,运营团队就觉得各级迎检工作太多,带来了负担。

    有时候,团区委认为“青少年空间”管理太粗放。有一次,晚上7时,龚婧打电话到“青少年空间”,却无人接听。按照规定,“青少年空间”要开放到晚上9时才能关门。龚婧马上打电话批评雷建:“按时开放不是你对我的承诺,而是我们代表政府对青少年的承诺,怎么能说关门就关门呢?”而雷建觉得委屈,因为那天“青少年空间”一直没有学生来。

    站在甲方的角度,团区委还面临着一个大挑战——如何考核作为乙方的运营团队?政府几十万元钱给你了,你怎么来做出成绩?龚婧把政府买项目跟家庭买冰箱做了一个生动的对比:买冰箱只管结果,而不问流水线上的生产过程;但政府购买青少年事务不仅要看效果,还要看过程。因为教育的过程很重要,政府要对运营团队的运营过程进行监管和测评。

    在香港,政府已有一套详细的考核标准,厚厚的一本书。但龚婧认为,不能照搬香港的考核体系,因为两地的环境和观念差异太大。于是,武侯区对“青少年空间”团队的考核标准从最初的一页纸开始,慢慢细化,经历了几个版本,到现在考核体系已经订成了一个小册子,而且还在不断补充。考核的标准具体到了“有无青少年参与活动记录”这样的细节。

    在双方看来,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磨合的过程。

    盈利前景若明若暗

    不久前,武侯区“青少年空间”启动了第二轮的团队招标工作,结果只有3家机构报名参加,到了开标前一天,只剩下雷建一家了。

    “‘青少年空间’的理念,一般生意人理解不了。至于盈利前景,一般人看来更是渺茫。”龚婧如此分析招标遇冷的原因。“‘青少年空间’面对的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运营团队需要培育,工作方法需要培育,就连服务对象也需要培育。”

    雷建从一家著名户外拓展训练机构辞职,专心做“青少年空间”项目。他坚信,不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这都是一个有前景的项目,“只不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白茫茫的”。

    怎样设计活动项目,增加对社区青少年的吸引力?怎样培育一个专业的运营团队?怎样兼顾运营的公益性和适度盈利,以保持可持续性?雷建为此常常夜不能寐。

    比如,雷建希望尝试一些“低偿服务项目”,即对一些成本较高的项目收取适当的基本费用,以维持运营成本。在与团武侯区委签订的协议上,“低偿服务项目”是白纸黑字写在那里的,但加了一条“必须得到团武侯区委的许可”。而团区委对“低偿服务项目”十分谨慎,他们担心“青少年空间”这个公益项目变味走样,变成一个个培训班、特长班。

    事实上,双方的这种博弈不是绝对的。雷建不希望空间变味,龚婧也不愿意看到雷建赔本。

    “总有一天家长会主动把孩子送到‘青少年空间’”

    武侯区“青少年空间”的运营团队是企业,双流县的“湖夹滩”“青少年空间”则采取社工协会运营的模式。相比而言,双流的模式更接近其母本——香港青年空间。香港青年空间的运营团队全部是专业社工,有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基于特区政府雄厚的财力支持,以及香港青协丰富的运作经验,香港青年空间有足够的资金保障。

    团双流县委书记游凌壮依靠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社工专业的大学生,组建了双流县青少年社工协会。现在,4名大学生社工承担了“青少年空间”的运营工作。

    有基层工作经验的游凌壮说,双流处于城乡接合部,当地老百姓认为教育就是督促孩子做作业,考出好成绩。有的家长跑来向工作人员打听有没有奥数班,有的家长反对孩子到“青少年空间”参加活动,认为对考试没有帮助,还悄悄尾随孩子到“青少年空间”,看看孩子究竟来干啥。

    但社工们在实际工作中,还是探索出了一些适合当地的工作方法。

    一次,一个男孩引起了社工刘玉凤的注意。这个三年级男生的脸蛋、双手都是黑不溜秋的。通过家访,刘玉凤发现,这个男孩行为习惯很不好,既不爱干净,也不爱劳动。于是,刘玉凤有意识地改变男孩的不良习惯。今年元宵节,“青少年空间”举办了“生活小当家”包汤圆大赛。这个小男孩把自己的参赛成果带回家给爸爸品尝。第二天,家长来向社工们表示感谢。尽管儿子送给他的汤圆忘了包馅儿,但孩子现在讲卫生、爱劳动了,是让家长最高兴的。

    游凌壮注意到,在当地,这种教育方式逐渐受到了家长的欢迎。他相信,总有一天家长会主动把孩子送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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