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连着战场，不能有半点马虎”
半年后，傅占河就申请返回了课堂。“我是一名教员，上不了讲台，心里空落落的。”他言辞恳切地说。
连续复查5年后，傅占河竟然康复了，医生恭喜他创造了奇迹。从医院回来后，傅占河兴高采烈，招呼教研室的同事到饭店吃饭。刚一落座，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塞到服务员手中，大声宣布：“今天我请客，谁都不许跟我抢。”
此后，他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又和平时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上课、带学生、做研究中。同事们也不觉得这个精力充沛、终日激情四射的战友是个病人。
2007年4月底，连续咳嗽多日的傅占河被查出继发性肺癌，手术又切去了他一片肺叶。“老傅是积劳成疾啊！”同事们痛心地感叹。医生断言，他最多能再活半年。
两年过去了，傅占河头发花白了许多。天气好的日子，他会带上口罩在校园散步。学生们一个月去他家汇报一次读书情况，导师手边的书总是摊开着。傅占河忍着药物带来的副作用，笑着和学生们袒露心迹：“有的人会被癌症吓死，我却要把死神吓跑。我要再创造一次奇迹。”
“他是我们一生的导师”
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宽敞明亮的院史馆内，有一面名师墙，傅占河的名字和照片赫然在上。
那些来自基层部队的营长、团长喜欢听傅教授讲课。“他善于用通俗的语言把深奥的道理讲明白”、“他的课总有新东西”……这些陆军中级指挥军官们纷纷反映。
他们不知道，每上一门新课前，傅占河总要反复试讲很多次，听众是空教室里的桌椅或者妻子。时间长了，在地方工作的妻子都成了“军事通”。
“你都是教授、博导了，上课怎么还像大姑娘上轿一样？”肾癌手术后复课，妻子和他开玩笑说。傅占河严肃地说：“课堂连着战场，不能有半点马虎。”
傅教授上课爱作“打油诗”。每次授课前，他总要先去学员队拿来学员名单。上课前5分钟，首先吟诵一首打油诗，那是用学员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成的，师生距离一下就拉近了。讲到精彩处，他也会即兴赋诗一首，强调一下讲课重点。
他一共培养了35名硕士和博士，对自己门下的弟子，傅占河并不总是这么慈眉善目。一次他的一个学生请假后没有按时归队，学员队要处分他，傅占河不但没有替他求情，反而要求严肃处理。
“战场上违反纪律是要死人的。硕士、博士，首先是军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违反纪律，做不到这一点，就别当我的学生。”弟子们都对导师严厉的话语印象深刻。
一名硕士研究生撰写了一篇3万字的毕业论文，连续修改了5遍，傅占河加注的修改意见就有近万字。
“但在学术之外，导师其实是个很宽厚的人。”在读博士生张双龙说。
傅占河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储存着治疗感冒等常用药的小药箱，那是专门为学生准备的。他会和学生交流培养孩子的诀窍。学生很爱听，因为他培养孩子很成功，他的女儿和儿子都是博士。
就在第二次住院前，傅占河还亲自做了一个师生完整通讯录寄给大家，并附诗一首：“工作都很忙，很难聚一起；电话上问候，能给人欣喜；师本无所求，祝你好身体；无论官多大，严格管自己；无私天地宽，发展无人比；权为民所用，定能成大器。”
“他是我们终身的导师。”张双龙说。
“他的研究从没离开过未来战场”
傅占河年轻时曾在沈阳军区外长山要塞区一个小岛上服役，海防前线的经历让他后来的研究兴趣始终没离开作战指挥。
科索沃战争爆发后，正在进行肾癌术后化疗的傅占河，每天忍痛紧盯战争进程。战争打了78天，他写了8万多字的笔记。
他的科索沃战争战例辅导报告引起了轰动，远近的部队纷纷请他去讲，教研室随后编写了《科索沃战争启示录》，崭新的研究成果让来自基层部队的学员获益匪浅。
进入新世纪，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傅占河敏锐地注意到非传统安全军事行动的指挥问题，他建议自己的博士生对这个空白领域展开研究。但论文开题时，却遭到其他评审专家的强烈质疑，他们认为，这项研究属于非主流范畴，作为博士论文进行研究，意义不大。
傅占河力排众议，坚持了这一选题。2007年12月，研究成果问世后立即受到广泛关注，2008年专著刚出版，总部领导就专门派人索要了这本书。
2006年4月，傅占河作为课题组长，受领总部赋予的某条例编修任务。新条例从体例上需要把原来的12本合为1本，且年底就必须拿出送审稿。
傅占河像一个飞速旋转的马达，他先后20多次到总部机关和基层部队调研，常常是开完座谈会，提包就往回赶，吃饭就是在火车上泡一碗方便面。他带领课题组用半年时间完成了通常两年才能完成的任务。新条例受到总部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好评，即将下发指导部队建设。
军事课要站着讲才有激情
“生命在于健康，也在于工作。不工作，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傅占河对劝他安心养病的院系领导说。
第一次肾癌手术后不久，他就回到了课堂上。学员们发现，傅教授消瘦了许多，但声音依旧洪亮，手势仍然充满力量。
学员们搬来椅子请他坐着讲，傅占河无论如何不肯：“军事课讲的是进攻防御，要是坐着讲就没有激情了。”他说。两节课下来，傅占河大汗淋漓。
“战胜癌症的人不多，我一定是其中之一！”傅占河以学者的方式研究了癌症，然后带着军人必胜的信心向同事这样宣告。10年来，他以忘我的工作驱走了病魔。
作战指挥教研室的授课记录上，傅占河年均授课量超过800个课时，这是身体健康的教员都难以达到的工作量。
就在再次查出癌症前的2007年4月，他的工作仍安排得很紧凑：组织2005级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主持16名博士生、28名硕士生的面试；利用周末时间，应邀到北京、成都、南京、沈阳军区部队巡回讲学；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两个课题组的组长。
“他之所以这么拼命，一方面是因为敬业，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我们的军队正在转型，面临诸多挑战，等着你出东西。”作战指挥教研室主任杨飞龙说。
严重透支体力的傅占河又住进了医院，他仍放心不下负责的课题，便让妻子把书拿到病房里，一边输液一边看书，并把课题指导意见逐条写在本子上。
一天，杨飞龙去病房探视傅教授，碰巧他到门诊复查了。同病房的一位河北某部退休老同志得知他是傅占河的领导后，情绪激动地质问：“你们学院是不是没人了？傅教授和我是一种病，你们还给他安排那么多工作。晚上怕影响我他还拿着手电到阳台上改文章，我在部队干了一辈子，没见过用人这么狠的！”
杨飞龙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2008年7月，傅占河的硕士生鲁南答辩，考虑到他的身体，答辩委员会没有通知他。傅占河却不请自来，爬了5层楼，满头大汗地赶到教室。两个小时，他忍着药物引起的不适，头上渗出的汗珠滴湿了手中的论文。
答辩顺利通过后，鲁南看着虚弱的导师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两个小时。
学院一位老教授曾对傅占河说：你呀，优点是认真，缺点是太认真。傅占河笑笑没有回答。后来傅占河有一次跟同事感慨：我觉得人的一生就像一根蜡烛，宁可烧得快些，也要烧得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