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只做不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法国《世界报》在《新中国》的社论中评析，中国过去注重经济发展，在国际舞台上保持低调，这种只做不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不仅要行动，而且还要在各个领域、在中国之外，大声表达自己的看法。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社论认为中国已“结束克制”，即便金融危机的后果还无法完全看清，但有一点已经很明确，即它已经加速了国际权力关系的改变，并帮助中国朝着美国之外的另一个全球权力中心发展。
有关中国的变化，也许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评论更为生动。该报社论认为，中国过去是“摇头先生”，当其他国家提出建议时，只有在反对的时候才会开口说话。如今，公开发表意见成为常态，中国已成为说“我行”的“点头先生”。香港销量最高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也在社论中热情洋溢地附和道，中国在G20峰会期间的表现表明，中国政府带领发展中经济体，要求在控制国际金融方面拥有更大发言权，并暗示对全球经济刺激计划的贡献可能会视情况而定。今后，中国所渴求的影响力可能还会与日俱增。鉴于最近几十年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及生产重心向亚洲的转移，出现这种变化是大势所趋。
但郑永年先生则呼吁中国保持定力，他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建言，中国没必要过早争取国际领导权。很多人认为G20的核心是G2，即中美两国的互动主导了会议的议程。也有人更进一步说实际上是G1，即中国的态度决定了峰会的成效。但美国没有因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国力衰落而准备放弃其霸权地位，中国也没有进行权力转移的强烈意愿。中国和新兴国家通过在现存国际金融体系中提升自己的做法相当理性。一则这些经济体没有其他的体系可作选择，二则这样做有助于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和平崛起。随着中国的发展，来自发达国家的有关“中国大国责任论”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要清醒的是，国际空间不等于实质领导权，中国没必要作过度的国际承诺，因为对中国来说，该摇头时才摇头，该点头时才点头。更为重要的是“埋头”于自身建设，实现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内部各种制度建设。
埋头建设也要经得起别人说三道四。理查德·斯宾塞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专栏文章中说，“中国的增长与其说是设计的，不如说是学习欧美。”并语重心长地提醒西方人“不要盲目相信关于中国的说法”。说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拥有矫正世界经济的灵丹妙药。作者还特别提到，把美元当作储备货币并非来自世界领袖的协议，而是在放弃金本位之后，各国央行银行家选择购买它。最大的买家就是中国。事实上，中国必亏无疑。在一番幸灾乐祸之后，又很不情愿地肯定中国在过去20年的经济成就，说已经“部分地与世界经济融合了”，中国人努力工作的习惯终于在工业生产方面大放异彩。在这方面当然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中国拿出庞大的救援资金，那是以长期的医疗、教育和福利投入不足为代价的。因此，西方不必学习中国。
说到学习，也许美国总统奥巴马现在最愿意展示出学习的姿态，偏偏这个世界上又有很多人愿意充当他的老师。雷汉·撒拉姆在《福布斯》的专栏中首先就提出，奥巴马可以从老布什的错误中学到什么？奥巴马果真如他承诺的那样改变美国外交的面貌。虽然出现反资本主义示威，但奥巴马在欧洲受到的爱戴至少和受到的憎恨一样多。在G20峰会期间，奥巴马散发的自信以及对政策细节的掌握对他的未来有好处。一些人把这种成绩归功于奥巴马继承了老布什的外交遗风，采取谦卑的、恭顺的姿态，但恭顺外交仅能如此而已。美国不能指望老化的欧洲，中国也不可靠，因此，奥巴马对待中国的态度，应多学里根，少学老布什。言下之意，是要对中国“来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