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心里都有“中国式孤独”
这是一种东方式的、中国式孤独。《论语》开宗明义第一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乐”什么呢？大概来自远方的那个人也正是老夫子认为可以说句话的人。《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入了私塾，学的就是这一句。先生隔几日就到荒野上哭一场，心里想的也是这一句。
这一分孤独现代以来很少有人写到。因为“孤独”被纳入了“现代性”——我们如今理解的“孤独”是西方式的、哈姆雷特式的。该王子自我倾诉、自我倾听，他并不需要找一个人来“心心相印”，他满足于对自身的“内在性”的体验，他要是有个知音就煞风景了。想想吧，哈姆雷特拉着人手，眼泪汪汪曰：“兄弟，说到我心里去了！”这戏就不成立了。现代性对孤独的界定依赖于“自我”独一无二的价值，孤独是绝对的，个人通过自言自语独自面对上帝。
中国人的孤独却是孤独求败，知音难觅，一个人于红尘滚滚、火树银花中寻寻觅觅，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于是共剪西窗烛，巴山夜雨时；登上幽州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如果是哈姆雷特，不见就不见吧，正好自说自话，但陈子昂就感叹没个说话的人，独怆然而泣下。
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致力于发展前一种孤独。但在中国语境中，面向上帝的个人当然不能成立，孤独就径自变成了个人相对于庸众的孤独—公平地说，这种孤独也有一重中国底子，所谓众人皆醉我独醒、所谓孤芳自赏，说的都是相对于庸庸碌碌的世人的独特自性。但是，在古人，这是一种生命情境、人格情怀；在现代中国，这是隐含于知识分子身份中的世界图景—世界是由个别觉醒的意识与浑浑噩噩的大众构成的，所以就孤独，要启蒙。
对此，刘震云不同意。《一句顶一万句》把孤独还给众生。当然，孤独未必是什么好东西，芸芸众生似乎也并没有眼巴巴地等待着一个叫刘震云的作家把孤独还给他们。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认识自己。我们内心中有一些难以言表的东西，在那儿翻腾躁动，现在有一个人帮我们码放一遍，然后给了一个说法，说这就叫孤独。
这本书的题目中，“一句”相对于“一万句”，一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一万句我们太知道是什么了——我们迫不及待地说，没完没了高声大嗓随时随地地说，我们以喧哗热闹闻名于世。感谢现代科技，我们现在用嘴说也用手说：打手机不够，还要发短信还要QQ、MSN，我们用无数的一万句使得中国移动成了世界上最赚钱的电信公司，而刘震云写了《一腔废话》写了《手机》现在又写《一句顶一万句》，他十几年来一直在琢磨，我们为什么这么爱说能说？
结论就是孤独。这种孤独和哈姆雷特不同，他的孤独是因为他的话只说给自己或上帝；和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孤独是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而杨百顺们的孤独是因为人生中那顶得了一万句的一句心里没有，安顿不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走了万里路，说了万句话，其实是心里有一块沉默的区域——心中自有伤心地，这块地方他指望世上有一个别人能把它说出来——自己不能说吗？非得找个人来参详？问题是真若是无人会，登临意，人生该是何等悲凉。
心心相印啊，印不到上帝那儿去，也印不到知识分子们的真理那儿去，人间烟火竟是一派苍茫，咫尺间琐碎人事中竟有个浩浩天涯，一万句亿万句话原来都只是为了化解那孤独遮掩那沉默。老子曰大辩无言，说的是讲道理讲到极处就是静默，而或许还另有一解：无边的聒噪底下是静默，疼痛的静默，欲辩已忘言的静默，渴望回应的静默。
《一句顶一万句》是静默之书。刘震云在这书里大做减法，把现代以来小说家和评论家习惯的看人看事的条条框框拆了去，删繁就简，立异标新，他希望直接触摸中国人经验中最根本、最平凡的层面——无言的层面。
问题是，没了那些条框，很多小说家大概就不会写小说了，很多评论家就无从谈小说了，很多人也不会读小说了。
《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9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