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权的名义遏制刑讯逼供
民主法治的精髓在于张扬人权，现代政府的主旨也在于保障人权。无论是作为公民权利的“让渡”形式，还是被称为一种“必要的恶”，现代意义上的政府都必须始终以提高人权保障水平为使命。正是在这个根本意义上，国务院新闻办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显现出中国政府的责任担当，也突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本质意旨。
关心法治建设的人都不难理解，这份人权行动计划的出台，其实暗含着丰富的社会背景。多年来，超期羁押和刑讯逼供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两大“顽疾”，不仅制约了中国人权保障的整体水平，而且成为西方国家借以攻击我国人权问题的“借口”。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内的超期羁押现象得到根本改善；但刑讯逼供这一有着深刻生存土壤的顽疾却并未根绝。近一段时间，以云南“躲猫猫”为肇端发生在羁押场所的一系列嫌犯非正常死亡事件，更加突出地将基层司法领域的刑讯逼供现象呈现出来，其中尤以陕西丹凤中学生接受讯问猝死案件最为典型。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类似事件的频繁曝光，并不意味着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内刑讯逼供越来越多，而只能说明我们媒体的自由度更大了。在日趋开放的媒体监督下，昔日藏在“暗箱”中的刑讯得以进入公众视野，为铲除这一司法毒瘤奠定了群众基础，而更多的关注目光聚集到制度变革上，纷纷提出改变现行的侦羁一体制度、实行侦羁分离等对策和建议。
笔者以为，推行讯问录像也好，引入律师在场制度也罢，实行侦羁分离也好，确立沉默权也罢，诸如此类从体制、制度上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空间，无疑都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更应培养执法人员的人权意识。制度的缺口或可纵容了一部分刑讯逼供，而观念的缺失则容易造成刑事司法的“集体沦陷”。据资料显示，近20年因刑讯逼供立案查处的案件，平均每年在400起左右，涉案人近千名，涉及警察400名左右。来自《青少年犯罪研究》上的《刑讯逼供调查报告》更表明，47.54％的被调查警察，对嫌疑人有过很多次或多次“粗暴行为”，只有11.48％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未有过”。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在2006年对刑讯逼供所作的田野调查数据显示：在检察官、法官和律师办理的案件中，分别只有17％、11％和1.33％的嫌疑人没有提出遭受刑讯逼供。更应引起注意的是，一些执法单位甚至集体铤而走险，许多领导也参与其中，这种反常的现象清楚地告诉我们，遏制刑讯逼供决不能仅靠制度设卡，它更需要从思想上进行启蒙教育。
在我国，受几千年封建集权思想影响，刑讯逼供在一些办案人员的头脑中可谓根深蒂固。虽然我们在法规制度上彻底否定了刑讯逼供，但实践中一些执法者并不反感这一做法，认为对待犯罪分子就需要一定的强制力，否则在现有侦查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将很难迫其认罪。而在有的人看来，刑讯逼供虽会造成一定消极后果，但却有利于侦破窝案、串案，总体上是利大于弊。在这些思想意识里，我们不难看到执法者人权观念的偏差，在对待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上缺乏明显的人权理念。
所以，作为更为根本性的工作，我们在建立健全各项遏制刑讯逼供制度的同时，急需在执法系统内部展开人权理念启蒙教育，让刑事执法者真正懂得：一次功利性的刑讯逼供，带来将不仅是某一个冤假错案，更可能是宽泛意义上的相互纵容，也更可能是现代公民对刑事司法的普遍怀疑与抵触，更可能是西方国家攻击我国人权事业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