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与科学精神
1831年，刚刚从剑桥大学毕业的达尔文，由于对自然史展现出的浓厚兴趣和天赋，经教授推荐，登上了一艘名叫“小猎犬号”（Beagle）的科考船，以一名自然科学家的身份，开启了自己的环球之旅。需要指出的是，达尔文的此次旅行是自费的，所谓的自然科学家，其实也就类似于今天的实习生。
从英国出发后，“小猎犬号”在南美海岸沿线进行了详尽的科学考察。达尔文收集了数以千计的珍贵动植物标本和研究数据，发现了许多新物种。除了海上旅行之外，达尔文还在南美大陆上进行过长时间的深入探索。尽管全球旅行在当时的西方颇为流行，但如此长时间、深入的科学探索之旅，如果没有坚韧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科学精神，还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达尔文不仅坚持了下来，而且成功地让这次旅行成为人类科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旅行。回到英国后，他首先发表了一系列的旅行见闻，随后便以谨慎的科学态度开始分析在南美海岸线上得到的数据。在旅行中展示出勇于接受挑战的旅行家气质的达尔文，在研究中则秉承严谨的作风。经过十几年的准备，著名的《物种起源》才正式发表。
达尔文的旅行是科学史上一次最为重要的旅行，它让人类对自然与自身的认识走向了正确的、科学的方向。但是，这次旅行在今天更多地被叙述成一次探险之旅，与普遍认识中的旅行似乎并无太大关联。其实，这是我们人为地将自然科学的探索发现与人文世界中的旅行分隔开来的结果。
在中国文化人的心中，旅行的意义是文学式的、思辨性的、充满浪漫情怀的。著名的古代游记中，虽有一些对当地民间生产生活的记录，但更多的是以文化猎奇的笔调出现，更毋提科学精神了。大多数所谓的旅行家，本质上都是以文人的形象自我隐喻的，即使是郦道元的《水经注》，也不过是一种综合总结性的著作，并没有产生任何科学意义上的突破。
这种根深蒂固的“文人传统”流传至今，成为今天主流旅行作家的精神承载。特别是上世纪末以来开始流行的“文化热”，让旅行和旅行写作成了一种建立在华丽词藻上的文化盛宴。诚然，对文化的比较，对人类文明的思索是每一个立志走遍世界的旅行家的责任。但文化有时候也是双刃剑，它让我们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文学想象中去，而忽略了科学精神之于旅行的重大价值。
缺乏科学精神的臆断在当代的旅行中比比皆是，尤其是在与历史相关的旅行中，古人的生活方式，古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甚至古人的迷信行为都被塑造成了伟大中华文明的象征。
将古代生活书写成一种传统来促进国人的文化认同感固然是一件好事，但传统不等于正确，更不等于对科学与进步的替代。科学革命给世界带来的进步固然伴随着一定的负面效果，但如果由此忽视甚至否定科学精神的意义，过分强调传统文化自身的重要性，则更加不可取。
以达尔文的旅行为榜样，我们倡导一种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的旅行观。这并不是要求每一位旅行者都具备充足的科学知识，但至少在旅途中，应该具有去发现和探索真知的动力，而不是沉迷在那些风花雪月、悠远怀古的传统游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