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可敬的师哥师姐
编者的话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具有长远战略意义。从今天起，本报开辟每周一期半个版的“大学生村官”专版，全面展示“大学生村官”的精神风貌，激励更多的有为青年尤其是大学毕业生，树立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齐进步、与农村共发展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健康成长，建功立业。欢迎“大学生村官”及关注“大学生村官”工作的读者踊跃投稿。邮箱：E-mail：gqt123＠cyd．net．cn
2005年底，为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北京市开展了大学生村官工作。到2008年共选聘大学生村官8136名，基本实现了“每村两名大学生”的目标。
今年7月，北京市将有2016名大学生村官从853个行政村结束3年任期。他们是北京市第一批大学生村官，是这项政策的先驱者和实验者。
“石磊”们真实的心路历程
6：30起床，坐公交车再步行到村里的办公室。7：30打扫办公室。8：00看当天报纸、整理前日的会议文件。9：00~11：00接待上门的村民，接受他们的咨询和求助。13：30~15：00继续接待。15：00以后，一家家走访村民，和他们聊天、沟通实际的难题。
这是一位大学生村官普通的一个工作日。他叫石磊，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本科毕业生。现任南京市石埠村村主任助理。
对石磊来说，大学毕业后到农村当村官的想法很简单：喜欢农村。起初，石磊的父母对此不太理解。“直到工作3个月后回家时，我把在村里的工作细细讲了一遍，他们觉得我的确做了些实事，不算虚度时光，这才比较放心。”石磊说。
中国人民大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7％的在校大学生认为“大学生村官”只是自己在就业压力下的选择，吸引他们的是优厚的政策；17％的人把农村当做磨炼自己的舞台；真正对农村怀有感情，想扎根农村的人只有不到24％。但更多的事实证明，这样的调查结果反映的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
在清华大学，无论是石磊，还是刚刚获得“中国十佳大学生村官”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周倍良，去当“村官”更多的是出于对农村的热爱。“选择去当村官的学生，整体来说都是有志于为农村发展贡献力量的。”清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负责“大学生村官”等基层项目的老师瓦其石格介绍说。
周倍良说：“每天骑车来回四次，几十吨的卡车从你身边呼啸而过，扬起很高的尘土，一到雨天浑身泥，离城里很远，没有书店，条件的确很艰苦，来农村确实需要一点理想主义的支持。”
“看见有招聘村官的就报名了，多个机会多条路嘛。”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王雪坦言，选择当村官是受北京市相关政策的吸引。
为了吸引大学生去基层，各地政府都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北京市就规定，非北京市生源的北京市大学生村官，聘用两年连续考核合格者，办理北京市户口。
“我觉得这比较实际。”王雪的户口在京外，由于考公务员耽误了考研和应聘，她不讳言这些政策对她的吸引力很大。
“村官的工资标准是第一年专科生每月1800元，本科生2000元，研究生2200元，以后每年提高500元，扣掉‘五险一金’，我实际到手的工资不到1600元，补贴一类的福利各地方标准不一样。”王雪对自己现在的工资水平还比较满意。据了解，现阶段，村官的待遇主要是准公务员待遇，对于第一年就业的本科生来讲比外单位平均水平稍高一些。王雪现在住在村委会，外屋是办公室，里屋是卧室，有电视、电脑、冰箱、空调，米和面由村里解决。“这不是统一标准，可能是因地而异”。
“就像被扔到水里学游泳”
现在，石磊已经适应了农村的工作环境，但初来农村时，他觉得像不会游泳的人被扔到了水里一样，不知道怎么动弹。“从吃苦到习惯再到接受，从不会到会，就是出于一种生存的本能。就像游泳时你一定要学会手脚怎么动作、学会换气，不然就会被淹死。”
当村官，仅仅怀抱一腔热情，仅仅凭理想主义是远远不够的。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让刚到农村的周倍良有过迷茫，甚至产生过动摇。经过了一两个月的心理调适，他才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对做好工作有了信心。
“学到的专业知识大多用不上，待人处事的方式都要重新来学。”石磊说。从不抽烟的他，为了拉近和村民之间的距离，会在办公室抽屉里随时准备两包烟，留给上访的群众。
一年多的工作中，石磊也遇到过困难。他原本打算借助南京市远程服务平台和清华大学远程教育扶贫系统，让石埠村民尤其是青少年能够利用清华的优势资源，更多地了解时政和养殖方面的知识。但由于硬件和软件上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这个想法最终没有落实。
石磊也曾试着推进村里的普法工作，但也遇到阻力。“日常的纠纷像老人得不到赡养、夫妻之间吵架等问题，一般是村里干部能调解的就自己调解了。我也经常做这样的工作。”他笑称自己是问题调解员，“下一步工作就是要用农民听得懂、能理解的话普及法律，并且从年轻人普及起”。
石磊说：“你做事成不成功，村民都看着呢。遇到工作不顺意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要调整心态，集中精神解决问题，不要多想、不要想环境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