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下一个工种是什么”
在乡下，22岁意味着一个壮劳力。这个年轻人的婚房去年盖好，按照风俗，娶妻生子就在三五年内。不过，听上去他对村里的土地没有依赖。“干什么不比种地强？谁还会回来种地！”
2006年，从山东省平度市一所中专学校毕业的元明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这一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是95.6％。
同一年，中职教育招生规模达到750万人，其中农村生源超过500万。在整个中国，初中毕业生没有进入高中阶段的，主要在农村。
3年来，元明有过7份工作，保安、汽车钣金工、治安联防队员、车床工、木工、电工、汽车喷漆工。不过直到如今，他还不知道自己的下一个工种会是什么。
如果说这些工作的相同之处，那就是都只有微薄的薪水，没有劳动合同，而且所有的地点都在青岛、烟台等胶东地区，距离老家都不足200公里——“还没出过山东省”！
对中国的农村青少年来说，读书的最大动力是“跳出农门”。但一纸中职学历无法帮元明实现这样的跳跃。
2004年秋，初中学历的元明进入中专读特警专业。200多名同学编为4“排”，练习散打、站军姿、整理内务等。“主要是军事课，文化课是次要的——睡觉也行，没人管。”
在这所学校，学生们等待的是“三证换一证”，用微机、英语、专业等级证书“换”毕业证。根据元明的回忆，这些证书得来全不费工夫。“英语口语考试就是简单的‘goodmorning（早上好）’等，笔试给了答案；电脑，还有不会打字的也过了。调皮捣蛋的有的是，学习好的没有念这个学校的。”
“为什么念中专？”对于这个问题，元明的回答通常是：“有了中专毕业证书，总比初中学历好。”
2005年冬，元明进入毕业季。这所学校的特警专业“特吃香”，很多用人单位到校招工“都招不到”。“教官说，给你3次分配的机会，如果第一次觉得不行，还可以给你分配。”
与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元明成了一名保安员。一家大型物业公司为他提供了千元的月薪，包吃包住，见习期3个月后正式签约。在他工作的青岛黄岛开发区的那个产业园，上百名保安多数是中职学校学生。
可见习期未满，元明就提出辞职。“我们学校去了8个，最后都走了，我不是第一个。也没让学校继续找，我干够保安了。”“每天只睡5个小时，天天挨冻。丢了一样东西就要开会，被褥必须整齐，起皱就要扣50块，鞋摆不整齐再扣50。”
那是2006年春节，元明还有半年毕业。正月初八，他经同村人引荐，在烟台龙口市做了汽车钣金学徒，月薪只有100元。因为“感觉厂子要黄了”，两个月后他经一名同学介绍，到平度市的一个街道派出所当维护治安的联防队员，月薪400元,2007年春节离职。在此期间，他考取了驾照——如果有机会，可以做一名司机。
仍是经人介绍，2007年正月，这名中职毕业生来到莱西市一家汽车配件加工厂，干车床工，还是学徒。这年中秋节后，他又到青岛市城阳区的一家木制品公司，成了一名木工，月薪千余元。2008年春节，他再度辞职，原因是：“我负责组装门，由于全部电脑化控制，没学到技术。”
2008年，同村人介绍他到即墨市的一家建筑公司干工地电工，月薪1000元。“干工地电工有时晚上干到3点半，第二天6点开始干。整宿蹲着在工地，下管子。”这年11月，他又有了新的目标，在龙口一家汽修厂学习汽车喷漆，月薪不足500元。他听说，出徒之后月薪能达到1500元以上。
记者问他：“你为什么干了这么多学徒？”
他回答：“年轻时你不多换两个，你知道你适合干什么？有几个一干到底的？试试，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
“你学了这么多技术，哪个是对你有用的？”
“我觉得哪个都有用。”“你为什么不去更远的地方打工？”“我为什么要去，不认不识的？”“你以后干什么？”“什么挣钱干什么。”“你理想的工作是什么？”
“挣钱的轻快的，就是好工作。一没有技术，二没有文化水平，你说我还能干什么？”
“这次你预计干多久？”
“我打算干一辈子，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大的决心——有更挣钱的肯定去。”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让元明切身感到了寒意。他所在的汽修厂经常遭到客户压款，工人工资于是常被扣压拖欠。不过，当与村里的年轻人在一起时，他很少谈起这些。
在他的村子，元明大概有20个同龄人。两个正在读大学，其他的有15人曾在中职学校求学。有的白交了学费，但“觉得没前途”，没去入读。其中有7人从职校毕业，专业有计算机、会计、特警、机电一体化、报关、食品、电子。他们毕业后，都外出打工了。元明听说，有人干上了传销，好几个人无所事事，都在外面“漂”着。而他自己，也没有任何积蓄，与父母的期待相去甚远。
只有在每个春节，他们才会不约而同回到村里。为了这些实际脱离土地但又艰难立足的子女的前程，长辈们表现得忧心忡忡。可元明这样描述这些年轻人的聚会：“见面后都说大话，站在大街上吹牛，连吹带蒙。”“在一起，从来不谈将来。”
（文中主人公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