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种文化间跌跌撞撞
4月15日午夜，北京东四环上的金长安大厦还在继续它的表演，舞台是这座摩天大楼高107米、宽130米的LED外墙。在发光二极管的闪烁之下，依稀可见两个由灯光构成的人影面对面站着，时不时伸出两只大手，玩着“石头、剪刀、布”的游戏。
有人抬头看了一眼，就匆匆走开，也有人掏出手机录下了这段光影艺术，两个外国姑娘甚至就站在街边，随着音乐的节拍玩了起来。而德国人茶拓笔（TobiasZaft）就站在不远处，颇为得意地把这些反馈一一收录在他的摄像机里。
每天都有超过10万辆汽车经过这里，按照最保守的预测，也会迎来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对一个艺术家而言，没有比这更绝妙的舞台了。来到中国1年半之后，这位立志要让艺术从博物馆、书本和画廊里走出来的德国艺术家终于跨出了第一步。
两个月前的一天，茶拓笔开车经过这座北京城最大的LED外墙，看到的还是去年年底的“礼花和圣诞树”。“无聊的广告，浪费了一个好地方。”他嘴里嘟囔着，心里开始盘算，如何把这儿变成自己的舞台。
一周后，茶拓笔信心十足地走进大厦。保安拦住这个超过1米9的大个子。“我有个会，我必须进去。”他一脸严肃地说。混进去之后，他告诉前台，“我要找你们老板，我给他带来了一个好创意。”
幸运的是，他碰到了一个同样年轻的企业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请他离开”，金长安大厦的运营负责人李鹏洋回忆。但是好奇心又驱使他，去会一会这个德国人。
“我对你们的大屏幕感兴趣，但是我不喜欢那棵圣诞树。”茶拓笔用德国人固有的方式开门见山表明了来意。他掏出iphone手机，给对方放了一段大厦如何上演“剪刀石头布”的效果图。“在德国，这个游戏被称为Schnick，Schnack，Schnuck”，茶拓笔解释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游戏全世界都有。“就像阿拉伯数字一样，我去逛秀水街，卖东西的人掏出计算器一按，我就全明白了。”
与茶拓笔一样生于1981年的李鹏洋非常欣赏这个创意。但他提出，要听听决策层的意见。3个小时后，茶拓笔接到通知，他可以实行他的计划了。
茶拓笔在中国追寻艺术的旅途并不总像这样顺利。尤其当他以“德国眼光”来看待陌生的事物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
这位影像艺术家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化是在12岁那年。当时，身为平面设计师的父亲送给他一本德文版的小人书《王贵与李双双》，自此他就迷上了中国式的用线和工笔。后来还因此在艺术课上演讲，讨论《气在中国连环画中的作用》。
2002年，他在斯图加特结识了日后成为他妻子的朱子娟。只有当对方的母亲从哈尔滨来到德国看望期间，他才第一次真正经历了太太“中国的一面”。一见面，茶拓笔连姓都省略了，直呼其名。“准丈母娘”为此挺不乐意。他只得解释说，“在德国，叫父母的名字是亲切的表示。如果叫爸妈，会被怀疑别有所图。”
后来的相处中，茶拓笔逐渐认识到，尽管太太也会说德语，但语言相通并不能掩盖两人之间文化冲突。这一点日后成了激励他创作的驱动力。2007年当他向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申请赴中国留学的奖学金时，最先想到的就是文化冲突。
作为当时的评委，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辉至今仍然记得那个来自德国的作品《大脑》：在脑回旋的地方分别用汉字和德文书写着两个国家的历史。
“这是个很好的创意。每个人都会先找自己熟知的文字，然后由此体会文化上的差别。”陈辉说。经他推荐，茶拓笔得到了到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的机会。
然而，在这座中国最好的美术学院里，茶拓笔只学了半年，就再也待不下去了。从一开始，这个德国艺术家就没法适应源自苏联的现实主义美学和教育体制。
在德国，他毕业于一个宽泛的艺术系。在中国，却有很多系，油画是油画，雕塑是雕塑，连护照上都分得很清楚。因此，当钟爱多媒体艺术的茶拓笔把电脑与颜料碟放在一起时，大多数油画系的同学都觉得不可思议，“电脑也能算是艺术？”
这里的短暂学习颠覆了他原先的美好想象，他以为到了中国就能像电影里一样，“一个人，背后有山有水的，拿出卷轴和笔，特别浪漫地画画”。而现实情况是，很多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挤在一个屋子，埋着头做着同一件事：素描或是人体写生。
茶拓笔在德国也学过类似的基础课。有一次导师要求每个人临摹米开朗基罗的一幅画。结果所有的德国学生都一边画，一边骂：“为什么要强迫我做这样的事情？”在一个强调“艺术即创新”的国家里，这被认为是工匠才做的事。
中国的老师们却要求临摹，谁临摹得好，还会得到表扬。
在美院，茶拓笔曾参观过一个画展，面对几十幅油画，他由衷地赞叹，“这位年轻艺术家画得真好啊”。等走到尽头，他才看到长达二十多人的作者大名单，便忍不住笑——原先他还以为出自一人之手。
过了没多久，一位德国教授到学校讲学，请茶拓笔做翻译。教授很骄傲地介绍了自己学生的作品。于是，又有中国学生不解地问道，“您学生的作品跟您的一点儿都不像嘛”。
在交往中，茶拓笔发现，许多中国同学并不热心于发展自己的风格和创作，而是在努力研究近些年最热门、最有利可图的收藏走向。
时间长了，他才意识到这是个传统。在北京，4岁的小孩就会说英文，能背好多首诗。看到周围的中国人在真诚地赞美孩子聪明时，这个老外又觉得无法理解了。“逼孩子们做计算机才做的事情，明摆着是摧残嘛”。
在北京歌德学院图书馆的儿童角，茶拓笔找出一本封面印着好多头像的德文书，他说，“这是德国儿童的启蒙读物，书名就叫《自己想》，这是我们从小到大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在他看来，作为一个艺术家，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至关重要。
于是，他离开了学校，转而在校外寻找他的灵感。当他来到被称为798的艺术区，却发现这里的商业气息让人窒息。
有一次，他的作品受邀在798的一家画廊里展览。预展时还一切正常，但是不知道画廊方面从何时开始关上了电源。对多媒体作品来说，没有了电，就好像把画家的作品挂在漆黑的屋子里一样。
茶拓笔几个星期之后才发现这种荒谬的做法。“我想去看看观众的反应，结果进去一看，连电都没插。”画廊方面解释说，“因为来的人不多，怕费电”。
去年夏天，茶拓笔在一间更大的画廊与经理谈合作，对方对他的想法很感兴趣。此时，旅居中国一年的茶拓笔已经知道，需要一起吃饭来沟通感情。三顿饭之后，他们已经是“哥们儿”了。
有一天，他问一个“哥们儿”：“什么时候开始？”
“开始什么？”对方瞪大眼睛问。
后来，“哥们儿”才吞吞吐吐地说，展览需要付钱，每天4位数欧元。茶拓笔算了一下，这笔钱够买辆车了。
茶拓笔又一次在中国尝到了挫败感。在德国，很多公益画廊都是由基金会和企业资助的，政府也通过免税或优惠来鼓励人们支持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因为整个民族都认为，精神领域的发达是国家强大的一部分。
对仍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国来说，这些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以至于有那么多学生和年轻的艺术家得不到支持。茶拓笔说：“他们被商业潮流牵着走，复制着来钱最快的作品，这对青年艺术家是个很坏的榜样。”
于是，茶拓笔开始设想把所有没有资金支持的青年艺术家联合起来。“如果不重视自己的地位、劳动和精神财富，别人就更不重视了。”但首先，他要向伙伴们证明，艺术这条路，不用花钱，也能走得通。
金长安大厦的免费演出为他的梦想开了个好头，于是他又有了更高的目标——艺术家不仅可以免费展出作品，更应该得到应有的报酬。
“好多朋友都说，在德国或许可以，在中国这就是个梦。”的确，目前支持他最多的还是德国的企业和基金会。但是在这个执拗的德国人看来，“艺术家的使命之一就是勇于做梦，因为别的职业不允许梦想太多”。
每到这时，茶拓笔骨子里那种较真儿的本性就会显露出来，用妻子朱子娟的话来说，“他实在太德国人了”。
比如在北京开车，前面的出租车，开着开着突然停下来载客。中国人通常绕过去继续开。她这位执拗的丈夫会停在出租车后面按“滴滴”，并且瞪大眼睛问“为什么”。
“我的驾照是在中国考的。”茶拓笔总是这样给妻子讲道理，“我仔细研读过中国的交规，跟德国的一模一样，甚至规定的更细，为什么他会随便停车？”
因为恪守“斑马线上，车必须让人”的道理，有几次他险些在北京的斑马线上被汽车撞死。每一次茶拓笔都会扑过去，愤怒地拍打那辆车的前盖，告诉那个司机，你这样不对，必须道歉。
每当说起这些事，所有人，包括德国人，都会劝他接受现实，入乡随俗。但茶拓笔总觉得“规则就是规则，大家都起来抗争才会改变坏风气”。
清华美院的老师原博也曾极力想让她的德国朋友明白，在中国，“上善若水”是一种美德。她打比方说，中国人就像水，遇到石头会绕过去。
然而她的朋友并不打算改习中国人的变通之道。“你看，好比我面前有一堵墙。”茶拓笔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指头，“咚咚咚”地敲了起来，“哪怕头破血流，我会一直撞到它开”。